第0026章 商会压粮价
三封报价在总账墙下压了一夜，第二日天明时，纸边都沾了露水。
丰泰、德源、顺济三家没有让安置营慢慢考虑。南门刚开，三名账房便一前一后到了。丰泰来的是祝文升，四十来岁，袖口干净，进门先看万人账，再看旁边新挂的旧驿工程板。德源账房姓潘，带着两名挑夫和一只标准粮斗。顺济的年轻掌柜谢桐来得最晚，却带了县城商会盖过印的“共保条”。
三人都说自己只代表本号，不代表另外两家。
他们坐下后，开出的条件仍然一模一样。
每百斤糙粟按县城当日常价上浮三成；运费、路损、护送和无籍风险合并再收四成；先付一半，余款在营门卸粮前付清；安置营若以旧铁、木料、牲口、皮货或劳作抵价，只按县城收购价六成折算。任何一家都不接受营内腕牌、分区见证或公开账目作为债权凭据，只认县衙籍册和商会保结。
“你们没有正式户籍，没有可追的田契，也没有能扣的铺面。”祝文升把报价摊开，“这不是欺负人，是货到之后，我们找不到欠账的人。三成粮价是货紧，四成是路和风险。若觉得贵，可以不买。”
墙下很快聚起人。有人听见“可以不买”便骂，说全营只剩二十日粮，三家明知他们不能不买。谢桐没有回骂，只把共保条往前推了半寸。
“商路不是善堂。诸位无籍，商会愿意担风险，已经是看在县衙面上。”
周衡没有问三家肯不肯降。他让顾守章把昨天工程板旁再立一块空板，只写五行：产地粮价、装卸、里程运费、途中损耗、履约风险。
“你们四成合在一起，我们没法知道是在买车、买粮，还是买一句‘无籍’。”周衡说，“今日把每一项拆开。该付的付，不该重复付的不付。”
潘账房笑了一声：“拆得再细，价也不会变。行商不是给你们上算学课。”
“不是上课。”顾守章把三封报价并排钉到板上，“是决定六万斤粮要多付多少。”
三家报价都按第一批六万斤作样。县城当日糙粟常价被写成每百斤一百五十钱，上浮三成后是一百九十五钱；再加四成六十钱，合计二百五十五钱。六万斤即六百个百斤单位，总价十五万三千钱。若安置营用物资抵价，物资先打六折，相当于还要拿出市价二十五万五千钱的东西，才能换回账面十五万三千钱的粮。
墙下的人听到最后一个数，声音一下沉了。
很多人不懂两层比例，却看得懂：一边把粮抬高，一边把他们手里的东西压低。同一笔交换，两头都在向商号倾斜。
祝文升说，常价一百五十钱并不保证他们能买到粮。秋收未足，县城周边几处庄子都在惜售，商号要先压现金、租仓、找车。三成不是凭空加，是占货成本。
周衡问：“一百五十钱从哪里来？”
“县城东市昨日挂牌。”
“哪一种粮，什么水分，多少杂壳，现货还是十日后交？”
祝文升顿了一下：“糙粟，商会通行价。”
“通行价不是一袋粮。”周衡说，“把成交单拿来。”
三家都没有带原始成交单，只带了各自抄出的行情。三份纸上最高、最低和中间价完全相同，连最后一笔“南乡晚粟一百四十七钱”都用同样的缩写。顾守章把三张纸翻到背面，纸纤不同，笔迹也不同，但数据显然来自同一张底表。
谢桐承认三家都从商会早市牌抄价。这只能证明他们共享行情，不能证明联手。
周衡没有把共享行情写成串通。他让南门登记员取来过去七日进营的小宗粮记录。
万人账公开后，营门没有完全断粮。附近田户、零散商贩和来寻亲的人带过麦、豆、粟和杂面，数量从十几斤到三百斤不等。登记员每次都记重量、交换物和时辰。七日内可比的糙粟有十九笔，共二千七百四十斤，最低每百斤一百三十八钱，最高一百五十六钱，按总量折算的平均成交价是一百四十八钱。最高那两笔是夜间急买，最低几笔来自北岸小村自运。
祝文升立刻指出，小宗价不能代表六万斤。一次收六万斤会把周边现货吃空，价格自然上升。
这句话有道理。顾守章没有把一百四十八钱直接写成大宗真价，而是在旁边标“营门小宗实成交”。
周衡又让人搬来三仓旧粮账。第16章复秤时，账中保留了此前两次大宗购粮的转仓签。虽然其中部分签被伪造，能与夜门车册、脚夫证言和实际袋号相互对上的真签仍有四十七车。半月前，丰泰曾从南乡收过一万二千斤糙粟，产地平均每百斤一百四十二钱，县城入仓价一百五十四钱；德源从东坡收过八千斤，产地一百四十五，入仓一百五十七。两笔都已含装车、两夜车脚和入城费。
潘账房皱起眉：“那是半月前。今日粮紧。”
“所以还要今日的成交。”周衡说。
营外这时响起车铃。一个南乡粮贩推着独轮车来到门口，车上只有四袋粟。他姓戚，昨日傍晚从县城东市出来，本想去北边村里换麻绳，听说安置营收粮便绕来。他手里有东市当日盖过牙行小戳的买粮条：四百斤糙粟，每百斤一百四十九钱，牙钱两钱，装车一钱。
四袋仍然不能代表六万斤，却证明“当日常价一百五十”并未失真，也证明三成不是市场挂牌本身，而是商号另加的占货与筹集费用。
周衡让祝文升把三成拆开。
祝文升报出：预付庄户定金一成，货价波动一成，集货和仓占半成，商号利润半成。
潘账房却报：货价波动一成半，资金占用半成，挑选干粮半成，利润半成。
谢桐说顺济的三成不分这些，属于“急货加价”。
三家第一次出现不同口径。
顾守章没有替他们选。他在板上分别记下，并要求每一项说明按多少日、多少车、多少仓位计算。定金不是成本消失，而是提前支付；资金占用要看天数；挑选干粮会减少到货重量，不能在买入价和损耗里各算一次；利润可以有，但不能藏在“常价”后让人误以为是市场强制。
产地粮价这一栏最终没有写一个绝对数，而写了可接受范围：以营门十九笔、东市当日条和两笔可核大宗旧签为基础，六万斤分三至五处收购时，百斤买入基准暂按一百四十八至一百五十六钱；若某处报价更高，须附原产地成交条，不得直接用“粮紧”覆盖全部。
接下来是装卸。
三家四成费用里都含“装卸转仓八码”。潘账房解释，一袋粮从庄户仓搬上车，到县城中转仓卸下，再换车装上，最后到营门卸下，至少四次搬运；每次两钱，合计八码。
秦五听完便问：“为什么一定进县城中转仓？”
“商号要验粮、合袋、盖记。”
“若从南乡直接到营门呢？”
“无籍营不能在产地结算。”
这又把问题推回“无籍”。
顾守章从三仓真签里挑出丰泰那一万二千斤。车册显示，货从南乡仓直接进县城旧粮仓，只装一次、卸一次，中间没有换车。所谓四次搬运并非每条路线都发生。若安置营派两名公开秤手到产地，粮在庄户仓先验、封袋，到营门再复秤，同样只需一次装、一次卸。商号若坚持进入自家中转仓，是其经营选择，不能自动按四次向买方收费。
祝文升说安置营的人没有县籍，庄户不会信他们的封袋。
戚姓粮贩在旁边插话：“庄户不认腕牌，认钱和秤。先给一成定钱，袋上按双方印，谁管你住哪？”
墙下一阵笑。祝文升脸色沉下来，问戚姓粮贩是否愿为六万斤担保。戚贩立刻说不愿。他只能卖四百斤，也不敢保证别人。
周衡没有让一句话代替风险。他把“产地验粮”写成可选方案：买方秤手、卖方户主、承运车主三方在袋签上按记；每车留一袋样；营门按袋号复秤。庄户若不接受，才进入商号中转仓，产生额外装卸。装卸真实成本因此分成两档：直运每百斤三至四钱，中转每百斤七至八码，不能三家一律按最高档。
第三项是里程运费。
三家报价都写“南线七十二里，四日两宿，车脚二十八钱，牲口料八钱，过卡与桥费六钱”，每百斤合四十二钱。表面看，每一项都有数字。
秦五把昨日勘查短图挂到旁边，又拿出旧驿车夫保存的一根里程绳。南线从县城东市出发，绕过北河断桥，经石岭、下塘再折回安置营，实测约六十八里；轻车正常三日可到，不是四日。若秋雨泥重，第四日才是上限。路上有两个官卡，一个按车收钱，一个查货不收费；没有需要交钱的桥。
“六钱桥费交给谁？”秦五问。
潘账房说是石岭木桥维护钱。
随行脚夫却低声提醒，石岭桥在去年已由县衙免收，改在东卡并入每车两钱。潘账房瞪了他一眼。顾守章让脚夫把自己最近一次过卡的木筹拿出来。筹上刻的是“车二”，没有另收桥费。
祝文升改口，说六钱不是单指桥，是各处杂费的合计。
“那就把杂费逐处写名。”顾守章说。
三家都写不全。
车脚也需要换算。三家的二十八钱按每百斤计，但一辆轻车可载十二石，也就是一千二百斤。若每百斤二十八，一车单程便收三百三十六钱。秦五问了二十七名仍在营中的旧车夫，过去南线一辆十二石车三日车脚，连车主工钱、牲口磨损和回程空车，通常一百八十至二百二十钱；雨天或急货可到二百五十。折到每百斤，是十五至二十一钱，不是二十八。
谢桐说如今没有回程货，车空返，价格自然高。
周衡把三家抵价清单翻过来。清单要求安置营用木料、旧铁、皮货和修好的车件抵粮，这些货正可以装在回程车上。若商号既按空返收高车脚，又把回程货压到六成收走，就把同一辆车的空载风险收了两遍。
墙下有人立即喊：“空车的钱收了，车上还装我们的东西！”
谢桐说回程物资未必正好有，也未必去同一处。
“所以不能一律按空返。”周衡说，“有回货的车按双程分摊，无回货的车再算空返。每车装什么，出门前写清。”
秦五与车夫们按两种情况重算。南线满载粮、空返时，每百斤车脚和牲口料合二十二至二十六钱；若回程载可交易物，双方各承担一程大半，粮方每百斤十五至十九钱。官卡按车折算不超过两钱。遇泥路追加必须有停车时辰和见证，不得预先把最坏四日全部收满。
祝文升反问：“你们只算车夫拿多少钱，不算商号找车、担保、坏车替换？”
这部分确实存在。顾守章在“运费”下另开“调车管理”，按实际车数收固定费，不与粮重成比例。六万斤用十二石轻车约五十车，若分批三轮，调度、替车和车册可按每车五至八码计，折到百斤不到一钱。三家原报价却把调车藏在每百斤运费里，粮越多便重复放大。
第四项是损耗。
三封报价都写“途中破袋、雨湿、鼠耗、散落共按一成五；临时仓过秤差一成；无籍争议和拒收预备一成五”，合计四成中的大头。三项名字不同，本质却把物理损失、计量误差和收款风险混在一起。
潘账房带来的标准粮斗终于派上用场。他提出商号按产地斗量买入，到营门按百斤秤交付，斗与秤之间本就会有差。
马会从井边借来公秤，顾守章又搬来三仓复秤时封存的标准砣。潘家的斗装满戚贩四袋中的一袋，刮平后连量十斗，再上秤。十斗并不等于固定重量：最轻九十七斤，最重一百零三斤，差在粟粒干湿和刮斗松紧。若商号产地按斗收、营门按斤卖，确有换算风险；可解决方法是产地也用同一套校过的秤，或把斗量差写成实际复秤差，而不是先收固定一成。
戚贩四袋在东市条上共四百斤，营门公秤称出三百九十六斤半。途中一夜、独轮车六十余里，净差三斤半，不到一成。拆袋查验后，袋底散落和绳口漏失约一斤，另有两斤多来自东市秤与营秤差。若把两套砣对校，县城牙行砣轻了半分，能解释大半。
四袋样本仍小。三仓真签和车册提供了更大的比较。四十七车在产地有重量、入仓有复秤，剔除明确短重、雨泡和伪签后，三万八千余斤正常货平均每百斤少二斤七两。顾守章把总重、差重和百斤折数分写在三块木片上，再逐项相除。
“按百斤算，就是百分之二点七。”他把最后一块木片翻给墙下的人看，“不是预收十五斤，也不能再另收十斤秤差。”
墙下有人没听懂。周衡让他改成更直白的写法：每一百斤，正常少二斤七两左右。雨天最差一车少六斤四两，干路最好一车只少八两。三家报价却预收十五斤物理损耗，再另收十斤过秤差。
秦五说：“照他们的算法，一百斤粮出门，到这里先当成七十五斤；可他们报价又写到货按一百斤收钱。少掉的二十五斤既没交货，钱却交了。”
祝文升解释，损耗不是从交付重量扣，而是摊进价格。商号仍会交足一百斤，只是为了交足，需要在产地多买。
“那就按实际需要多买多少算。”周衡说。
若正常差损按三斤，交付六万斤需多买约一千八百五十六斤，不是多买一万五千斤。若雨天上限按六斤半，需多买约四千一百七十斤，也远低于十五斤物理损耗加十斤秤差。更重要的是，产地和营门统一秤后，计量差不应再单列一成。
损耗板最终写成三档：干路封袋良好，按百分之二至三预留；连续雨天或临时改道，最高先按百分之六点五，但到货后凭袋号、湿袋、破口和复秤实结；未发生的损耗退回。鼠耗只在实际进入商号中转仓时计算，直运不得收；拒收争议不属于粮食损耗，移到履约风险。
潘账房盯着“未发生退回”四个字：“行商哪有按最坏准备，最后还退钱的道理？”
“那就别叫损耗，叫固定利润。”顾守章说。
墙下第一次没有人笑。三家账房都开始认真看那块板。
最后一项是最难的：履约风险。
三家坚持，安置营没有户籍和可扣资产，商号把粮送来后若拒付，只能认亏；即使先付一半，另一半仍可能收不到。县衙也未给安置营正式商契资格。无籍确实使追债困难，这不是虚构。
谢桐把共保条展开。商会愿意为三家互保：任何一家向安置营供粮，另外两家保证车源和补货；作为交换，安置营必须接受统一价，不得私下向非商会粮贩采购。若绕开商会，三家停止一切粮、盐、布和车料交易。
这张条款终于把“各自报价”与共同限制写在了同一张纸上。
祝文升立刻说，共保是风险分担，不是压价。没有独家约束，任何人都可能拿商会报价去逼小贩低卖，最后商号无人备货。
周衡问：“你们互保的是供货，还是互保谁都不能降价？”
“统一价才能保证履约。”
“统一哪一项？产地价、运费、损耗，还是利润？”
祝文升没有直接回答。
履约风险不能靠争口舌消失。周衡提出把六万斤拆成六批，每批一万斤。每批签四类记：产地卖方、承运车主、商号或撮合人、安置营收货人。安置营在产地验粮后支付两成定钱，车离产地再付三成，到营门复秤验袋后付四成，最后一成留到三日内确认无湿袋和暗霉。任何一批未履约，不影响已完成批次结算，也不允许以一批争议扣住全部。
安置营没有可扣铺面，但有现存六万斤粮和公开物资账。周衡不拿公共粮作抵押，而提出双方各交履约押：商号每批押一成货值的可兑现钱或等值粮在县城牙行，安置营同样将下一阶段付款一成封入三方共钥箱。商号不发车，押金赔给卖方和买方；安置营拒付已验合格粮，封箱款直接给商号。押金只对应一批，不给任何一方扣住全营物资的权力。
顾守章补上公开凭据：产地袋签一式三联，卖方、车主、营地各持；营门公秤由商号自带砣与营秤互校；拒收必须写明湿、霉、短重或袋号不符，不能只写“无籍争议”；县衙可派一名书吏见证，但不得单独持全部原件。
谢桐问：“若你们的人半夜换袋，公开账还能自己证明自己？”
韩铁生一直没说话，这时才指向限权护卫板：“每批车进门，护卫只守通道，不碰袋。商号可留两名随车验货人到三日复核结束，住旧驿工场，不进粮仓内区。袋号、秤重、湿袋都由不同人记。你不必信一个人。”
“随车人若被扣呢？”
“姓名和出入时辰上墙。护卫无权因价格争议扣人。”
这种安排不能让无籍风险归零，但把“找不到债务人”变成了分批付款、双向押金、公开秤和具体收货人的可控成本。牙行保管押金、书吏抄契、随车验货和三联袋签都要钱。按每批一万斤算，六批合计约三千六百钱，折每百斤六钱。即便再加商号合理利润十至十五钱，履约与利润合计也不到三家用三成粮价加四成费用收走的幅度。
祝文升说牙行未必接受安置营封款。
“所以午前去问。”周衡说。
商会三人显然没想到他们会在当天把问题推到实际机构。顾守章派两名登记员、一名县衙当值书吏和戚姓粮贩同去东市牙行，只问三件事：是否能按批保管双方押金；费用多少；无籍买方能否以具名收货人和县衙临时管理文书签一批一结的契。
等回音的两个时辰里，三家账房没有离开。工程板另一侧已经开始发旧驿清场工具，秦五按昨天排定的名单领出白灰、绳和四辆轻车。商会若以为营地会因报价停下所有事，眼前的动作并不配合。
谢桐走到工程板前，看见北河轻车桥外缺六根长梁、六百枚铁钉和三条粗索。
“这些也要从商号买。”他说，“你们把粮价压下来，木料一样没人肯赊。”
“木料不赊。”周衡说，“按交付付钱。”
“你们有钱？”
“先知道真实缺口，再决定用钱、工、修车还是仓位换。不是先把所有东西打六折交给你们。”
谢桐指着旧驿未来的修车坑：“一个烧剩的坑，也敢算价？”
秦五正好从旁边经过，听见后停下：“敢不敢，等你的车断轴时再问。修一次轮多少钱，墙上写；不修也没人拦你。”
这句话把未来的交易方式说得很清楚。旧驿、桥和仓不是安置营求商会施舍的附属物，它们也会产生可定价的过路、修车、仓储和装卸服务。服务可以换钱，不能被三家预先按“无籍物资六成”一口收走。
午后，去牙行的人回来了。
东市牙行愿意保管分批押金，条件是每批双方各具名两人，县衙书吏抄存临时管理文书，押金只用现钱或已验粮，不收腕牌与未来劳作。费用按每批四百钱，六批二千四百钱；袋签和抄契另计六百钱。无籍买方不能签长期赊契，却可以签当批现结契。若商号不愿由牙行保管，县衙公库外柜也可封款，但费用略高。
这条回音证明无籍确有额外成本，却是三千钱左右的可量费用，不是对整笔粮价无限上浮的理由。
顾守章开始汇总五栏。
第一，粮价。百斤一百四十八至一百五十六钱为当前可核买入范围，大宗分散收购可预留五至八码的行情波动，不直接加三成。取中位一百五十二，加最高八钱，采购基准上限一百六十。
第二，装卸。直运四钱，中转最高八码，按实际路线结算。方案优先直运，暂列四钱。
第三，南线运费。满载粮空返二十二至二十六钱，有回货十五至十九钱；官卡和调车折算两钱内。为不把未确定回货先算满，暂列二十四钱，出车时按是否有回货改。
第四，损耗。统一秤、封袋直运按百分之三预留，百斤买入价一百六十时约五钱；雨路上限百分之六点五，实际发生再结。昨日勘河的沈槐清晨看过风向、高云和桥墩旧水痕，只肯判断明日不会急涨，三日后不作保证。因此正常天气基准列五钱，雨路仍保留可核上限十一钱，不把一次看天写成整批保证。
第五，履约与利润。牙行、抄契、随车验货折百斤约五钱；商号采购、调度和合理利润可列十二至十五钱。取上限二十钱。
五项相加，南线直运、正常天气、无回货的每百斤到营上限是一百六十加四加二十四加五加二十，共二百一十三钱。若按当前实际中位粮价一百五十二、车辆有回货、损耗二点七斤和利润十二钱，真实可望成本约一百九十至一百九十八钱。
三家报的是二百五十五钱。
差额不是一点讨价还价，而是每百斤四十二至六十五钱。六万斤便多出二万五千二百至三万九千钱。若再用营中物资按六成抵价，实际让渡还要更高。
祝文升立刻抓住“上限二百一十三”：“你们自己也承认不止一百九十。我们报二百五十五，差不过四十余钱。遇一场雨、坏几辆车，就没了。”
“遇雨可以按证据补到上限，不是预先把每车都当落水。”周衡说，“坏车有替车费，不能再把整批粮按四成损耗。你们若认为二百一十三做不了，把哪一项不足写出来。”
潘账房说利润十五钱太低。丰泰说六万斤分六批会增加找货成本。顺济说不接受最后一成三日后付。
这些都可以谈，却不再是“无籍所以四成”。顾守章把三家的异议分别写在自己名下。三人第一次不能靠同一张商会底表回答。
周衡随后把北河旧路通车后的成本另列一栏，但明确标“桥试载通过后生效”。北线从北岸产粮村到营地比南线少近三十里，可两日一宿；旧驿提供修轮和工水，废仓提供分批落粮。按同样粮价、装卸、损耗和履约，运费可降到每百斤十二至十六钱，正常到营成本约一百八十至一百九十钱。这个数字不是拿尚未修好的桥假装现成，而是说明为什么第八日试载值得投入。
商会共保条则被单独钉在“势力限制”一栏。顾守章逐句圈出：统一价、不得向非商会粮贩采购、绕开一家则三家共同停供。三家仍可互保供货，却无权把互保变成全营的独家采购义务。安置营公开发布的采购条件将对任何卖方、车主和商号相同：同秤、同袋签、同分批付款、同损耗结算、同押金规则；谁能在上限内供合格粮，谁就可以接批次。
谢桐说：“你们这是拿商会的车源喂散户。”
“车主接谁的货，由车主和货主谈。”周衡说，“你们可以收调车费，可以赚利润，不能因为三家车多，就规定别人不许卖。”
祝文升把报价收回一半，又停住。报价已经钉过，墙下有抄本，收不回事实。他问若三家都不接，安置营是否会强征粮车。
韩铁生答得很快：“不会。工程护卫和营门护卫都没有征车权。谁说强征，记名申诉。”
这句回答让围观的零散车主明显松了一点。他们怕商会压价，也怕安置营借万人之势扣车。公开规则同时切断两种威胁，才可能有人愿意接单。
戚姓粮贩当场提出，自己只能再凑三千斤，但愿按百斤一百五十四钱产地价、直运四钱装卸、车脚二十钱、损耗实结、利润八钱做第一小批。他没有商号的大车，只能找五辆独轮与两辆小车，速度慢，不能承担一万斤标准批次。
顾守章没有把这当成胜利。他的价格低，但运力和稳定性不足，只能作为小批校验，不替代大宗供应。采购板允许一千斤以上的小批参与，仍需袋签与复秤；小批总量不得挤占桥梁和旧驿材料款。
两个原在丰泰名下跑车的车主也走到墙前。他们不敢接粮买卖，却愿意按每辆南线三日二百一十钱出车，牲口料由车主自理，坏车各担自身，回程若装安置营货，车脚降到一百七十。这个报价与秦五调查范围相合。
祝文升看着他们：“你们的车契还压在丰泰。”
其中一人说：“压的是两辆，不是我这辆。契上也没写我不能替别人拉。”
墙下气氛骤紧。韩铁生没有让护卫围过来，只让登记员记下车号和现有契约争议，未查清前不把这辆车排入首批。公开采购不能靠鼓动别人违约起步。
这一处理让祝文升没法说安置营煽动抢车。可他也看见，车主已经开始把商号内部的车契逐辆区分，不再把“三家有车”当作不可拆的整体。
三家对营中物资一律按六成收购的条款也被单独验了一次。周衡没有动公共料，而是让自愿询价的人各拿一件自己的东西到墙前：一张已经硝过的羊皮、一只蒋石修好的旧车轮、两捆北坡硬木炭。物主都先声明只询价，不等于出售。
丰泰给羊皮四十二钱，理由是无籍货没有原产地保结；德源给车轮七十钱，说旧木可能暗裂；顺济给硬木炭每捆十八钱，说营地炭混灰。三家把县城同等货物的常价分别写成七十、一百一十五和三十，恰好都压在六成上下。
蒋石当场拆下车轮外箍，让三名不属于他工组的车夫验辐条、榫口和轮圆。轮子装到空轴上转了二百圈，偏摆不到半指。旧料确实不等于新轮，可它的质量能通过承重和转动验出来，不会因为修轮的人没有县籍便自动少四成。羊皮也按面积、厚薄、破口和硝味分级；硬木炭过筛称灰，灰分不足一成。
祝文升说商号收货后还要承担销路，六折中包含压仓与挑拣。顾守章便要求把压仓天数、挑拣损耗和利润分别列出。若商号不愿收某类货，可以拒绝；愿意收，就按质量和真实销路报价，不能在所有物资上先盖一个“无籍六成”。
墙下一个老妇拿着羊皮问：“有籍人的破皮也值七十？”
祝文升没有答。
戚姓粮贩说东市前日一张同样大小、边缘破得更重的羊皮卖了六十四钱，牙行抽两钱。车夫们也报出旧车轮近期成交八十五至九十八钱，关键看轮箍和辐条，不看物主住哪。硬木炭若灰少，东市每捆二十七至三十一钱。三件样物都不是县城满价，但也没有一件只能值六成。
顾守章因此在抵价栏写下：个人货物按重量、等级、试用和可核成交分别议价；商号可计挑拣、压仓和利润，却必须说明；“无籍”只能影响付款和追责方式，不能改变一张皮的面积、一只轮的承重和一捆炭的灰分。物主不接受便不卖，任何人不得以家庭粮票逼其抵价。
这条规则切掉的是第二层压价。即使粮食到营成本按二百一十三钱上限结算，商号也不能再用六成收走价值相近的个人物资，把表面差额从另一头拿回去。公开成本板必须同时看买进与抵出，两边都用同样的重量、等级和实际成交。
物主的三件样物随后各挂一张小牌，注明“未成交”。询价不会自动变成欠商号的承诺，也不会因为价格被公开便逼物主出售。次日若出现更高或更低的真实成交，旧价继续留着，供后来的人判断挑拣费、压仓费和利润究竟占了多少。
傍晚前，三家分别作出回应。
丰泰愿意取消四成合并费，改按粮价、车脚和实际损耗分列，但要求每批至少两万斤；德源愿意接受统一秤和分批付款，却坚持百斤利润二十五钱；顺济暂不报价，只保留供应盐布和桥钉的谈判。三家没有一家立刻接受安置营的一百九十至二百一十三钱区间，但也没有再共同坚持二百五十五钱。
他们的第一次统一报价因此失效。
顾守章在三封旧报价上盖了“未成交”，没有撕毁。旁边挂出新的公开成本板：当前南线正常到营可望一百九十至一百九十八钱，带上保守上限不超过二百一十三；北河轻车通道通过后，预计一百八十至一百九十，但须以实际试载和首批车脚复核。任何新增费用必须归入五栏之一并附票、路、秤或时辰，不得另立“无籍总险”。
物资抵价也有了新规则。公共木料、井绳、粮仓门梁、护牌证物和医棚冬棚柱不得抵价；个人物资由本人决定，不捆绑家庭粮票；旧驿修车、桥后仓储和装卸服务可以按公开单价抵部分车脚，但必须在服务实际发生后记账，不提前六折卖断。商号若收回程货，货值按当日可核成交价议，不与粮价强行打包。
周衡没有宣布商会输了。三家仍掌握大量车源、仓位和产地关系，安置营也还没有一粒冬粮在路上。成本板只能拆掉“不必解释”的价格，不能替代粮食。
但墙下的谈判位置已经变了。
早晨，三家说二百五十五钱是商路本身的代价，不接受便无粮。傍晚，丰泰在问两万斤一批能否减押金，德源在算二十五钱利润能不能被车脚回货抵掉，顺济开始单列桥钉与粗索。统一报价失去合理性后，每一家都必须为自己的成本负责。
秦五带着第一批旧驿清场人从北门出发时，祝文升还站在成本板前。他忽然问：“桥第八日真能过十二石？”
“第四日先看南台验线。”周衡说，“过不了，板上停工。过得了，车脚按北线重新算。”
祝文升没有说信，也没有说不信。他把丰泰的新分项报价留下一份，带人离开。
天黑前，何九派回一名跑腿。旧驿停位已经清出，南台第一排枝笼位置也画完；河滩石够，明早可以下第一根桩。缺的六根长梁还没有买到，但桥台填实不必等梁。
顾守章把跑腿报来的时辰写到工程板第一格，又在成本板下挂出明日采购告示：六根合规格长梁、六百枚桥钉、三条粗索，分别报价，不与粮食捆绑；任何商号、木场、车主或个人都可交样验货。
随后，他取下商会共保条，在独家采购一行盖上红叉，保留互保供货一栏。
三家的车还没有来，冬粮也没有到。
可第二日清晨要打进北河桥台的第一根木桩，已经不再按二百五十五钱的粮价等候。
丰泰、德源、顺济三家没有让安置营慢慢考虑。南门刚开，三名账房便一前一后到了。丰泰来的是祝文升，四十来岁，袖口干净，进门先看万人账，再看旁边新挂的旧驿工程板。德源账房姓潘，带着两名挑夫和一只标准粮斗。顺济的年轻掌柜谢桐来得最晚，却带了县城商会盖过印的“共保条”。
三人都说自己只代表本号，不代表另外两家。
他们坐下后，开出的条件仍然一模一样。
每百斤糙粟按县城当日常价上浮三成；运费、路损、护送和无籍风险合并再收四成；先付一半，余款在营门卸粮前付清；安置营若以旧铁、木料、牲口、皮货或劳作抵价，只按县城收购价六成折算。任何一家都不接受营内腕牌、分区见证或公开账目作为债权凭据，只认县衙籍册和商会保结。
“你们没有正式户籍，没有可追的田契，也没有能扣的铺面。”祝文升把报价摊开，“这不是欺负人，是货到之后，我们找不到欠账的人。三成粮价是货紧，四成是路和风险。若觉得贵，可以不买。”
墙下很快聚起人。有人听见“可以不买”便骂，说全营只剩二十日粮，三家明知他们不能不买。谢桐没有回骂，只把共保条往前推了半寸。
“商路不是善堂。诸位无籍，商会愿意担风险，已经是看在县衙面上。”
周衡没有问三家肯不肯降。他让顾守章把昨天工程板旁再立一块空板，只写五行：产地粮价、装卸、里程运费、途中损耗、履约风险。
“你们四成合在一起，我们没法知道是在买车、买粮，还是买一句‘无籍’。”周衡说，“今日把每一项拆开。该付的付，不该重复付的不付。”
潘账房笑了一声：“拆得再细，价也不会变。行商不是给你们上算学课。”
“不是上课。”顾守章把三封报价并排钉到板上，“是决定六万斤粮要多付多少。”
三家报价都按第一批六万斤作样。县城当日糙粟常价被写成每百斤一百五十钱，上浮三成后是一百九十五钱；再加四成六十钱，合计二百五十五钱。六万斤即六百个百斤单位，总价十五万三千钱。若安置营用物资抵价，物资先打六折，相当于还要拿出市价二十五万五千钱的东西，才能换回账面十五万三千钱的粮。
墙下的人听到最后一个数，声音一下沉了。
很多人不懂两层比例，却看得懂：一边把粮抬高，一边把他们手里的东西压低。同一笔交换，两头都在向商号倾斜。
祝文升说，常价一百五十钱并不保证他们能买到粮。秋收未足，县城周边几处庄子都在惜售，商号要先压现金、租仓、找车。三成不是凭空加，是占货成本。
周衡问：“一百五十钱从哪里来？”
“县城东市昨日挂牌。”
“哪一种粮，什么水分，多少杂壳，现货还是十日后交？”
祝文升顿了一下：“糙粟，商会通行价。”
“通行价不是一袋粮。”周衡说，“把成交单拿来。”
三家都没有带原始成交单，只带了各自抄出的行情。三份纸上最高、最低和中间价完全相同，连最后一笔“南乡晚粟一百四十七钱”都用同样的缩写。顾守章把三张纸翻到背面，纸纤不同，笔迹也不同，但数据显然来自同一张底表。
谢桐承认三家都从商会早市牌抄价。这只能证明他们共享行情，不能证明联手。
周衡没有把共享行情写成串通。他让南门登记员取来过去七日进营的小宗粮记录。
万人账公开后，营门没有完全断粮。附近田户、零散商贩和来寻亲的人带过麦、豆、粟和杂面，数量从十几斤到三百斤不等。登记员每次都记重量、交换物和时辰。七日内可比的糙粟有十九笔，共二千七百四十斤，最低每百斤一百三十八钱，最高一百五十六钱，按总量折算的平均成交价是一百四十八钱。最高那两笔是夜间急买，最低几笔来自北岸小村自运。
祝文升立刻指出，小宗价不能代表六万斤。一次收六万斤会把周边现货吃空，价格自然上升。
这句话有道理。顾守章没有把一百四十八钱直接写成大宗真价，而是在旁边标“营门小宗实成交”。
周衡又让人搬来三仓旧粮账。第16章复秤时，账中保留了此前两次大宗购粮的转仓签。虽然其中部分签被伪造，能与夜门车册、脚夫证言和实际袋号相互对上的真签仍有四十七车。半月前，丰泰曾从南乡收过一万二千斤糙粟，产地平均每百斤一百四十二钱，县城入仓价一百五十四钱；德源从东坡收过八千斤，产地一百四十五，入仓一百五十七。两笔都已含装车、两夜车脚和入城费。
潘账房皱起眉：“那是半月前。今日粮紧。”
“所以还要今日的成交。”周衡说。
营外这时响起车铃。一个南乡粮贩推着独轮车来到门口，车上只有四袋粟。他姓戚，昨日傍晚从县城东市出来，本想去北边村里换麻绳，听说安置营收粮便绕来。他手里有东市当日盖过牙行小戳的买粮条：四百斤糙粟，每百斤一百四十九钱，牙钱两钱，装车一钱。
四袋仍然不能代表六万斤，却证明“当日常价一百五十”并未失真，也证明三成不是市场挂牌本身，而是商号另加的占货与筹集费用。
周衡让祝文升把三成拆开。
祝文升报出：预付庄户定金一成，货价波动一成，集货和仓占半成，商号利润半成。
潘账房却报：货价波动一成半，资金占用半成，挑选干粮半成，利润半成。
谢桐说顺济的三成不分这些，属于“急货加价”。
三家第一次出现不同口径。
顾守章没有替他们选。他在板上分别记下，并要求每一项说明按多少日、多少车、多少仓位计算。定金不是成本消失，而是提前支付；资金占用要看天数；挑选干粮会减少到货重量，不能在买入价和损耗里各算一次；利润可以有，但不能藏在“常价”后让人误以为是市场强制。
产地粮价这一栏最终没有写一个绝对数，而写了可接受范围：以营门十九笔、东市当日条和两笔可核大宗旧签为基础，六万斤分三至五处收购时，百斤买入基准暂按一百四十八至一百五十六钱；若某处报价更高，须附原产地成交条，不得直接用“粮紧”覆盖全部。
接下来是装卸。
三家四成费用里都含“装卸转仓八码”。潘账房解释，一袋粮从庄户仓搬上车，到县城中转仓卸下，再换车装上，最后到营门卸下，至少四次搬运；每次两钱，合计八码。
秦五听完便问：“为什么一定进县城中转仓？”
“商号要验粮、合袋、盖记。”
“若从南乡直接到营门呢？”
“无籍营不能在产地结算。”
这又把问题推回“无籍”。
顾守章从三仓真签里挑出丰泰那一万二千斤。车册显示，货从南乡仓直接进县城旧粮仓，只装一次、卸一次，中间没有换车。所谓四次搬运并非每条路线都发生。若安置营派两名公开秤手到产地，粮在庄户仓先验、封袋，到营门再复秤，同样只需一次装、一次卸。商号若坚持进入自家中转仓，是其经营选择，不能自动按四次向买方收费。
祝文升说安置营的人没有县籍，庄户不会信他们的封袋。
戚姓粮贩在旁边插话：“庄户不认腕牌，认钱和秤。先给一成定钱，袋上按双方印，谁管你住哪？”
墙下一阵笑。祝文升脸色沉下来，问戚姓粮贩是否愿为六万斤担保。戚贩立刻说不愿。他只能卖四百斤，也不敢保证别人。
周衡没有让一句话代替风险。他把“产地验粮”写成可选方案：买方秤手、卖方户主、承运车主三方在袋签上按记；每车留一袋样；营门按袋号复秤。庄户若不接受，才进入商号中转仓，产生额外装卸。装卸真实成本因此分成两档：直运每百斤三至四钱，中转每百斤七至八码，不能三家一律按最高档。
第三项是里程运费。
三家报价都写“南线七十二里，四日两宿，车脚二十八钱，牲口料八钱，过卡与桥费六钱”，每百斤合四十二钱。表面看，每一项都有数字。
秦五把昨日勘查短图挂到旁边，又拿出旧驿车夫保存的一根里程绳。南线从县城东市出发，绕过北河断桥，经石岭、下塘再折回安置营，实测约六十八里；轻车正常三日可到，不是四日。若秋雨泥重，第四日才是上限。路上有两个官卡，一个按车收钱，一个查货不收费；没有需要交钱的桥。
“六钱桥费交给谁？”秦五问。
潘账房说是石岭木桥维护钱。
随行脚夫却低声提醒，石岭桥在去年已由县衙免收，改在东卡并入每车两钱。潘账房瞪了他一眼。顾守章让脚夫把自己最近一次过卡的木筹拿出来。筹上刻的是“车二”，没有另收桥费。
祝文升改口，说六钱不是单指桥，是各处杂费的合计。
“那就把杂费逐处写名。”顾守章说。
三家都写不全。
车脚也需要换算。三家的二十八钱按每百斤计，但一辆轻车可载十二石，也就是一千二百斤。若每百斤二十八，一车单程便收三百三十六钱。秦五问了二十七名仍在营中的旧车夫，过去南线一辆十二石车三日车脚，连车主工钱、牲口磨损和回程空车，通常一百八十至二百二十钱；雨天或急货可到二百五十。折到每百斤，是十五至二十一钱，不是二十八。
谢桐说如今没有回程货，车空返，价格自然高。
周衡把三家抵价清单翻过来。清单要求安置营用木料、旧铁、皮货和修好的车件抵粮，这些货正可以装在回程车上。若商号既按空返收高车脚，又把回程货压到六成收走，就把同一辆车的空载风险收了两遍。
墙下有人立即喊：“空车的钱收了，车上还装我们的东西！”
谢桐说回程物资未必正好有，也未必去同一处。
“所以不能一律按空返。”周衡说，“有回货的车按双程分摊，无回货的车再算空返。每车装什么，出门前写清。”
秦五与车夫们按两种情况重算。南线满载粮、空返时，每百斤车脚和牲口料合二十二至二十六钱；若回程载可交易物，双方各承担一程大半，粮方每百斤十五至十九钱。官卡按车折算不超过两钱。遇泥路追加必须有停车时辰和见证，不得预先把最坏四日全部收满。
祝文升反问：“你们只算车夫拿多少钱，不算商号找车、担保、坏车替换？”
这部分确实存在。顾守章在“运费”下另开“调车管理”，按实际车数收固定费，不与粮重成比例。六万斤用十二石轻车约五十车，若分批三轮，调度、替车和车册可按每车五至八码计，折到百斤不到一钱。三家原报价却把调车藏在每百斤运费里，粮越多便重复放大。
第四项是损耗。
三封报价都写“途中破袋、雨湿、鼠耗、散落共按一成五；临时仓过秤差一成；无籍争议和拒收预备一成五”，合计四成中的大头。三项名字不同，本质却把物理损失、计量误差和收款风险混在一起。
潘账房带来的标准粮斗终于派上用场。他提出商号按产地斗量买入，到营门按百斤秤交付，斗与秤之间本就会有差。
马会从井边借来公秤，顾守章又搬来三仓复秤时封存的标准砣。潘家的斗装满戚贩四袋中的一袋，刮平后连量十斗，再上秤。十斗并不等于固定重量：最轻九十七斤，最重一百零三斤，差在粟粒干湿和刮斗松紧。若商号产地按斗收、营门按斤卖，确有换算风险；可解决方法是产地也用同一套校过的秤，或把斗量差写成实际复秤差，而不是先收固定一成。
戚贩四袋在东市条上共四百斤，营门公秤称出三百九十六斤半。途中一夜、独轮车六十余里，净差三斤半，不到一成。拆袋查验后，袋底散落和绳口漏失约一斤，另有两斤多来自东市秤与营秤差。若把两套砣对校，县城牙行砣轻了半分，能解释大半。
四袋样本仍小。三仓真签和车册提供了更大的比较。四十七车在产地有重量、入仓有复秤，剔除明确短重、雨泡和伪签后，三万八千余斤正常货平均每百斤少二斤七两。顾守章把总重、差重和百斤折数分写在三块木片上，再逐项相除。
“按百斤算，就是百分之二点七。”他把最后一块木片翻给墙下的人看，“不是预收十五斤，也不能再另收十斤秤差。”
墙下有人没听懂。周衡让他改成更直白的写法：每一百斤，正常少二斤七两左右。雨天最差一车少六斤四两，干路最好一车只少八两。三家报价却预收十五斤物理损耗，再另收十斤过秤差。
秦五说：“照他们的算法，一百斤粮出门，到这里先当成七十五斤；可他们报价又写到货按一百斤收钱。少掉的二十五斤既没交货，钱却交了。”
祝文升解释，损耗不是从交付重量扣，而是摊进价格。商号仍会交足一百斤，只是为了交足，需要在产地多买。
“那就按实际需要多买多少算。”周衡说。
若正常差损按三斤，交付六万斤需多买约一千八百五十六斤，不是多买一万五千斤。若雨天上限按六斤半，需多买约四千一百七十斤，也远低于十五斤物理损耗加十斤秤差。更重要的是，产地和营门统一秤后，计量差不应再单列一成。
损耗板最终写成三档：干路封袋良好，按百分之二至三预留；连续雨天或临时改道，最高先按百分之六点五，但到货后凭袋号、湿袋、破口和复秤实结；未发生的损耗退回。鼠耗只在实际进入商号中转仓时计算，直运不得收；拒收争议不属于粮食损耗，移到履约风险。
潘账房盯着“未发生退回”四个字：“行商哪有按最坏准备，最后还退钱的道理？”
“那就别叫损耗，叫固定利润。”顾守章说。
墙下第一次没有人笑。三家账房都开始认真看那块板。
最后一项是最难的：履约风险。
三家坚持，安置营没有户籍和可扣资产，商号把粮送来后若拒付，只能认亏；即使先付一半，另一半仍可能收不到。县衙也未给安置营正式商契资格。无籍确实使追债困难，这不是虚构。
谢桐把共保条展开。商会愿意为三家互保：任何一家向安置营供粮，另外两家保证车源和补货；作为交换，安置营必须接受统一价，不得私下向非商会粮贩采购。若绕开商会，三家停止一切粮、盐、布和车料交易。
这张条款终于把“各自报价”与共同限制写在了同一张纸上。
祝文升立刻说，共保是风险分担，不是压价。没有独家约束，任何人都可能拿商会报价去逼小贩低卖，最后商号无人备货。
周衡问：“你们互保的是供货，还是互保谁都不能降价？”
“统一价才能保证履约。”
“统一哪一项？产地价、运费、损耗，还是利润？”
祝文升没有直接回答。
履约风险不能靠争口舌消失。周衡提出把六万斤拆成六批，每批一万斤。每批签四类记：产地卖方、承运车主、商号或撮合人、安置营收货人。安置营在产地验粮后支付两成定钱，车离产地再付三成，到营门复秤验袋后付四成，最后一成留到三日内确认无湿袋和暗霉。任何一批未履约，不影响已完成批次结算，也不允许以一批争议扣住全部。
安置营没有可扣铺面，但有现存六万斤粮和公开物资账。周衡不拿公共粮作抵押，而提出双方各交履约押：商号每批押一成货值的可兑现钱或等值粮在县城牙行，安置营同样将下一阶段付款一成封入三方共钥箱。商号不发车，押金赔给卖方和买方；安置营拒付已验合格粮，封箱款直接给商号。押金只对应一批，不给任何一方扣住全营物资的权力。
顾守章补上公开凭据：产地袋签一式三联，卖方、车主、营地各持；营门公秤由商号自带砣与营秤互校；拒收必须写明湿、霉、短重或袋号不符，不能只写“无籍争议”；县衙可派一名书吏见证，但不得单独持全部原件。
谢桐问：“若你们的人半夜换袋，公开账还能自己证明自己？”
韩铁生一直没说话，这时才指向限权护卫板：“每批车进门，护卫只守通道，不碰袋。商号可留两名随车验货人到三日复核结束，住旧驿工场，不进粮仓内区。袋号、秤重、湿袋都由不同人记。你不必信一个人。”
“随车人若被扣呢？”
“姓名和出入时辰上墙。护卫无权因价格争议扣人。”
这种安排不能让无籍风险归零，但把“找不到债务人”变成了分批付款、双向押金、公开秤和具体收货人的可控成本。牙行保管押金、书吏抄契、随车验货和三联袋签都要钱。按每批一万斤算，六批合计约三千六百钱，折每百斤六钱。即便再加商号合理利润十至十五钱，履约与利润合计也不到三家用三成粮价加四成费用收走的幅度。
祝文升说牙行未必接受安置营封款。
“所以午前去问。”周衡说。
商会三人显然没想到他们会在当天把问题推到实际机构。顾守章派两名登记员、一名县衙当值书吏和戚姓粮贩同去东市牙行，只问三件事：是否能按批保管双方押金；费用多少；无籍买方能否以具名收货人和县衙临时管理文书签一批一结的契。
等回音的两个时辰里，三家账房没有离开。工程板另一侧已经开始发旧驿清场工具，秦五按昨天排定的名单领出白灰、绳和四辆轻车。商会若以为营地会因报价停下所有事，眼前的动作并不配合。
谢桐走到工程板前，看见北河轻车桥外缺六根长梁、六百枚铁钉和三条粗索。
“这些也要从商号买。”他说，“你们把粮价压下来，木料一样没人肯赊。”
“木料不赊。”周衡说，“按交付付钱。”
“你们有钱？”
“先知道真实缺口，再决定用钱、工、修车还是仓位换。不是先把所有东西打六折交给你们。”
谢桐指着旧驿未来的修车坑：“一个烧剩的坑，也敢算价？”
秦五正好从旁边经过，听见后停下：“敢不敢，等你的车断轴时再问。修一次轮多少钱，墙上写；不修也没人拦你。”
这句话把未来的交易方式说得很清楚。旧驿、桥和仓不是安置营求商会施舍的附属物，它们也会产生可定价的过路、修车、仓储和装卸服务。服务可以换钱，不能被三家预先按“无籍物资六成”一口收走。
午后，去牙行的人回来了。
东市牙行愿意保管分批押金，条件是每批双方各具名两人，县衙书吏抄存临时管理文书，押金只用现钱或已验粮，不收腕牌与未来劳作。费用按每批四百钱，六批二千四百钱；袋签和抄契另计六百钱。无籍买方不能签长期赊契，却可以签当批现结契。若商号不愿由牙行保管，县衙公库外柜也可封款，但费用略高。
这条回音证明无籍确有额外成本，却是三千钱左右的可量费用，不是对整笔粮价无限上浮的理由。
顾守章开始汇总五栏。
第一，粮价。百斤一百四十八至一百五十六钱为当前可核买入范围，大宗分散收购可预留五至八码的行情波动，不直接加三成。取中位一百五十二，加最高八钱，采购基准上限一百六十。
第二，装卸。直运四钱，中转最高八码，按实际路线结算。方案优先直运，暂列四钱。
第三，南线运费。满载粮空返二十二至二十六钱，有回货十五至十九钱；官卡和调车折算两钱内。为不把未确定回货先算满，暂列二十四钱，出车时按是否有回货改。
第四，损耗。统一秤、封袋直运按百分之三预留，百斤买入价一百六十时约五钱；雨路上限百分之六点五，实际发生再结。昨日勘河的沈槐清晨看过风向、高云和桥墩旧水痕，只肯判断明日不会急涨，三日后不作保证。因此正常天气基准列五钱，雨路仍保留可核上限十一钱，不把一次看天写成整批保证。
第五，履约与利润。牙行、抄契、随车验货折百斤约五钱；商号采购、调度和合理利润可列十二至十五钱。取上限二十钱。
五项相加，南线直运、正常天气、无回货的每百斤到营上限是一百六十加四加二十四加五加二十，共二百一十三钱。若按当前实际中位粮价一百五十二、车辆有回货、损耗二点七斤和利润十二钱，真实可望成本约一百九十至一百九十八钱。
三家报的是二百五十五钱。
差额不是一点讨价还价，而是每百斤四十二至六十五钱。六万斤便多出二万五千二百至三万九千钱。若再用营中物资按六成抵价，实际让渡还要更高。
祝文升立刻抓住“上限二百一十三”：“你们自己也承认不止一百九十。我们报二百五十五，差不过四十余钱。遇一场雨、坏几辆车，就没了。”
“遇雨可以按证据补到上限，不是预先把每车都当落水。”周衡说，“坏车有替车费，不能再把整批粮按四成损耗。你们若认为二百一十三做不了，把哪一项不足写出来。”
潘账房说利润十五钱太低。丰泰说六万斤分六批会增加找货成本。顺济说不接受最后一成三日后付。
这些都可以谈，却不再是“无籍所以四成”。顾守章把三家的异议分别写在自己名下。三人第一次不能靠同一张商会底表回答。
周衡随后把北河旧路通车后的成本另列一栏，但明确标“桥试载通过后生效”。北线从北岸产粮村到营地比南线少近三十里，可两日一宿；旧驿提供修轮和工水，废仓提供分批落粮。按同样粮价、装卸、损耗和履约，运费可降到每百斤十二至十六钱，正常到营成本约一百八十至一百九十钱。这个数字不是拿尚未修好的桥假装现成，而是说明为什么第八日试载值得投入。
商会共保条则被单独钉在“势力限制”一栏。顾守章逐句圈出：统一价、不得向非商会粮贩采购、绕开一家则三家共同停供。三家仍可互保供货，却无权把互保变成全营的独家采购义务。安置营公开发布的采购条件将对任何卖方、车主和商号相同：同秤、同袋签、同分批付款、同损耗结算、同押金规则；谁能在上限内供合格粮，谁就可以接批次。
谢桐说：“你们这是拿商会的车源喂散户。”
“车主接谁的货，由车主和货主谈。”周衡说，“你们可以收调车费，可以赚利润，不能因为三家车多，就规定别人不许卖。”
祝文升把报价收回一半，又停住。报价已经钉过，墙下有抄本，收不回事实。他问若三家都不接，安置营是否会强征粮车。
韩铁生答得很快：“不会。工程护卫和营门护卫都没有征车权。谁说强征，记名申诉。”
这句回答让围观的零散车主明显松了一点。他们怕商会压价，也怕安置营借万人之势扣车。公开规则同时切断两种威胁，才可能有人愿意接单。
戚姓粮贩当场提出，自己只能再凑三千斤，但愿按百斤一百五十四钱产地价、直运四钱装卸、车脚二十钱、损耗实结、利润八钱做第一小批。他没有商号的大车，只能找五辆独轮与两辆小车，速度慢，不能承担一万斤标准批次。
顾守章没有把这当成胜利。他的价格低，但运力和稳定性不足，只能作为小批校验，不替代大宗供应。采购板允许一千斤以上的小批参与，仍需袋签与复秤；小批总量不得挤占桥梁和旧驿材料款。
两个原在丰泰名下跑车的车主也走到墙前。他们不敢接粮买卖，却愿意按每辆南线三日二百一十钱出车，牲口料由车主自理，坏车各担自身，回程若装安置营货，车脚降到一百七十。这个报价与秦五调查范围相合。
祝文升看着他们：“你们的车契还压在丰泰。”
其中一人说：“压的是两辆，不是我这辆。契上也没写我不能替别人拉。”
墙下气氛骤紧。韩铁生没有让护卫围过来，只让登记员记下车号和现有契约争议，未查清前不把这辆车排入首批。公开采购不能靠鼓动别人违约起步。
这一处理让祝文升没法说安置营煽动抢车。可他也看见，车主已经开始把商号内部的车契逐辆区分，不再把“三家有车”当作不可拆的整体。
三家对营中物资一律按六成收购的条款也被单独验了一次。周衡没有动公共料，而是让自愿询价的人各拿一件自己的东西到墙前：一张已经硝过的羊皮、一只蒋石修好的旧车轮、两捆北坡硬木炭。物主都先声明只询价，不等于出售。
丰泰给羊皮四十二钱，理由是无籍货没有原产地保结；德源给车轮七十钱，说旧木可能暗裂；顺济给硬木炭每捆十八钱，说营地炭混灰。三家把县城同等货物的常价分别写成七十、一百一十五和三十，恰好都压在六成上下。
蒋石当场拆下车轮外箍，让三名不属于他工组的车夫验辐条、榫口和轮圆。轮子装到空轴上转了二百圈，偏摆不到半指。旧料确实不等于新轮，可它的质量能通过承重和转动验出来，不会因为修轮的人没有县籍便自动少四成。羊皮也按面积、厚薄、破口和硝味分级；硬木炭过筛称灰，灰分不足一成。
祝文升说商号收货后还要承担销路，六折中包含压仓与挑拣。顾守章便要求把压仓天数、挑拣损耗和利润分别列出。若商号不愿收某类货，可以拒绝；愿意收，就按质量和真实销路报价，不能在所有物资上先盖一个“无籍六成”。
墙下一个老妇拿着羊皮问：“有籍人的破皮也值七十？”
祝文升没有答。
戚姓粮贩说东市前日一张同样大小、边缘破得更重的羊皮卖了六十四钱，牙行抽两钱。车夫们也报出旧车轮近期成交八十五至九十八钱，关键看轮箍和辐条，不看物主住哪。硬木炭若灰少，东市每捆二十七至三十一钱。三件样物都不是县城满价，但也没有一件只能值六成。
顾守章因此在抵价栏写下：个人货物按重量、等级、试用和可核成交分别议价；商号可计挑拣、压仓和利润，却必须说明；“无籍”只能影响付款和追责方式，不能改变一张皮的面积、一只轮的承重和一捆炭的灰分。物主不接受便不卖，任何人不得以家庭粮票逼其抵价。
这条规则切掉的是第二层压价。即使粮食到营成本按二百一十三钱上限结算，商号也不能再用六成收走价值相近的个人物资，把表面差额从另一头拿回去。公开成本板必须同时看买进与抵出，两边都用同样的重量、等级和实际成交。
物主的三件样物随后各挂一张小牌，注明“未成交”。询价不会自动变成欠商号的承诺，也不会因为价格被公开便逼物主出售。次日若出现更高或更低的真实成交，旧价继续留着，供后来的人判断挑拣费、压仓费和利润究竟占了多少。
傍晚前，三家分别作出回应。
丰泰愿意取消四成合并费，改按粮价、车脚和实际损耗分列，但要求每批至少两万斤；德源愿意接受统一秤和分批付款，却坚持百斤利润二十五钱；顺济暂不报价，只保留供应盐布和桥钉的谈判。三家没有一家立刻接受安置营的一百九十至二百一十三钱区间，但也没有再共同坚持二百五十五钱。
他们的第一次统一报价因此失效。
顾守章在三封旧报价上盖了“未成交”，没有撕毁。旁边挂出新的公开成本板：当前南线正常到营可望一百九十至一百九十八钱，带上保守上限不超过二百一十三；北河轻车通道通过后，预计一百八十至一百九十，但须以实际试载和首批车脚复核。任何新增费用必须归入五栏之一并附票、路、秤或时辰，不得另立“无籍总险”。
物资抵价也有了新规则。公共木料、井绳、粮仓门梁、护牌证物和医棚冬棚柱不得抵价；个人物资由本人决定，不捆绑家庭粮票；旧驿修车、桥后仓储和装卸服务可以按公开单价抵部分车脚，但必须在服务实际发生后记账，不提前六折卖断。商号若收回程货，货值按当日可核成交价议，不与粮价强行打包。
周衡没有宣布商会输了。三家仍掌握大量车源、仓位和产地关系，安置营也还没有一粒冬粮在路上。成本板只能拆掉“不必解释”的价格，不能替代粮食。
但墙下的谈判位置已经变了。
早晨，三家说二百五十五钱是商路本身的代价，不接受便无粮。傍晚，丰泰在问两万斤一批能否减押金，德源在算二十五钱利润能不能被车脚回货抵掉，顺济开始单列桥钉与粗索。统一报价失去合理性后，每一家都必须为自己的成本负责。
秦五带着第一批旧驿清场人从北门出发时，祝文升还站在成本板前。他忽然问：“桥第八日真能过十二石？”
“第四日先看南台验线。”周衡说，“过不了，板上停工。过得了，车脚按北线重新算。”
祝文升没有说信，也没有说不信。他把丰泰的新分项报价留下一份，带人离开。
天黑前，何九派回一名跑腿。旧驿停位已经清出，南台第一排枝笼位置也画完；河滩石够，明早可以下第一根桩。缺的六根长梁还没有买到，但桥台填实不必等梁。
顾守章把跑腿报来的时辰写到工程板第一格，又在成本板下挂出明日采购告示：六根合规格长梁、六百枚桥钉、三条粗索，分别报价，不与粮食捆绑；任何商号、木场、车主或个人都可交样验货。
随后，他取下商会共保条，在独家采购一行盖上红叉，保留互保供货一栏。
三家的车还没有来，冬粮也没有到。
可第二日清晨要打进北河桥台的第一根木桩，已经不再按二百五十五钱的粮价等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