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0062章 县民被禁入营
天亮后，隔离墙外最先排起的不是官差队列，而是拿着号牌的县民。
他们没有站成一支整齐队伍。卖菜的守着快蔫的筐，桥工夹着欠薪条，探亲者抱着被褥，求医者推着病人。有人只想把昨夜写好的损失存根递回去，有人仍相信只要在验照棚多求一次就能获准通行。三处木栅同时开门，却只放施工车和持牌人员。
周衡站在北门内侧，看见号牌越聚越多，没有让营地的人隔墙喊口号。他先让顾守章把登记分成四站：货损、医延、亲属联系、劳务债权。每站一张总表、两名记录员、一名异议员。县民可实名，也可只用号牌；营地不收他们原件，只看后抄写，再把原件还回去。
“不是来证明他们支持我们。”顾守章对记录员说，“只证明这道墙让他们失去了什么。”
第一站很快挤满。南巷菜贩陈二娘昨夜被拒，车上二十六筐青菜已经坏了三筐。她原本每日在营门外交易，不进营，由县民和营地居民各自拿筹购买。隔离后，差役说最终受益者可能包括安置营，连墙外交易点也不准设。陈二娘把进货契、昨日未卖清单和今晨腐损数都拿出来。
记录员只写能核对的：进货时刻、被拒时刻、原定交易点、现场坏损。至于她说“县署故意让菜烂掉”，异议员没有抄进事实栏，而是写进本人意见。
陈二娘不满：“这还不叫故意？”
“要写故意，需要能证明他们知道结果仍以此为目的。”记录员答，“现在能确认的是，他们明知你的货不入营、只在墙外交易，仍以受益者可能包括营地为由拒绝。”
陈二娘想了想，把意见改成：“他们知道会烂，还是不让卖。”
第二个登记的是桥工吕旺。他和七名县城工匠为安置营修过排水沟，工钱按七日一结。最后两日工资尚未领，墙起后他们不能到总账墙核对工时，县署又称安置营账目处于撤权争议，不承认营地出具的欠薪条。吕旺带来的条上有宋槐、轮值会计和工友三方记号。
顾守章隔线比对营内副本，确认工时和金额一致。他不把钱从墙上扔过去，也不让人借机越线，而是开出“墙外到付准备单”：营地将对应银钱封在透明小匣，写明金额与领款人号牌，待县署允许墙外交接或提供合法代领路径时立即支付。每天延迟都记入一栏。
吕旺问：“你们有钱，为何不能现在给？”
“县差说营地财物未经接管不得流出。我们可以硬扔，但他们会扣，你未必拿到，还可能被写成哄抢。”顾守章道，“我们先把谁欠、欠多少、钱是否备好固定下来。阻止支付的责任不能混成营地赖账。”
吕旺看着透明匣里自己的工钱，第一次把怒气转向验照棚：“昨天说防病，今天连欠薪也防？”
医延站更难。县民不愿公开病名，罗青禾便把损失拆成不涉及隐私的项目：原定复诊日、实际延误天数、是否有替代医馆、替代费用、是否出现急症红线。她不在公开板写姓名和具体疾病，只用号码与封存病历对应。
昨夜那名咳嗽老人的女儿拿来东坊医馆的收据。医馆只给了两包缓解药，价格是原来营地发药成本的四倍。老人夜里呼吸加快，但尚未达到必须紧急转诊的红线。罗青禾把药价差、复诊延误和风险变化分别记录，不宣称隔离已经造成不可逆伤害。
“若明日他更重呢？”女儿问。
“明日增加新的记录。”罗青禾答，“若达到红线，我们先按急救通道请求。你不要为了证明墙害人，故意等到更重。”
妇人点头。她原本以为营地会鼓励她在墙外哭喊，得到的却是一张观察表和县城可去的两个医馆地址。
亲属联系站收到最多争吵。县署把探亲称为非必要往来，许多人却不是来闲坐。有老人要把孩子的旧衣送来，有丈夫来告诉妻子家中母亲去世，有姐姐来接走无人照料的外甥，还有县城房东要与营内租客核对被封在旧屋里的物品。
记录员不判断哪种感情更重要，只问能否用墙外传话、物品交接或第三方见证替代。能替代的，标黄色；不能替代或延迟会造成具体损失的，标红色。死亡通知、未成年照料和财物处分被列为高时限事项。
县差见登记站越办越大，宣布白灰线外二十步内不得聚集。县民被迫退到东集市废棚下。营地记录员不能越墙，便用长竹筒传递空白号牌，再由县民中识字者协助填写。每次传递只过纸，不传钱和货，免得被说成偷运。
最先站出来协助的是裁缝赵明序。他昨天为给妹妹送被褥在三处岗位间来回跑，已经熟悉循环条件。他在废棚里按四类损失分桌，把不会写字的人口述成条，再请本人按手印。营内记录员隔墙复读，确认无误后给号牌盖营地核对记号。
庞绎派差役去收号牌，理由是营地无权在县署隔离线外设案。赵明序把自己的号牌举起来：“纸在我手里，写的是我跑了几趟、被谁叫去哪里。你说哪一行是营地替我编的？”
差役伸手抢，周围人立刻把号牌各自收进衣内。没有人攻击差役，也没有人替营地喊话。他们只是拒绝交出自己的损失存根。
差役转而说，聚集本身增加疫病风险。罗青禾隔墙提出最小措施：废棚两侧开口，按户留间距，咳嗽者在下风处单独等候，登记完即离开。县民照做后，差役仍要求解散，却说不出新的医学理由。
“若聚集危险，那些等商会签票的车夫为什么可以在验照棚挤成一团？”陈二娘问。
没人回答。
午前，县署贴出告示，称安置营煽动县民虚报损失，以扰乱防疫。告示列举三种“伪损”：本就会腐坏的菜、原本可以在县城看诊的病、非必要探亲。顾守章没有撕告示，而是把三类分别核对。
菜会自然腐坏，但有过去十四日同一交易点的平均售出量，可以估算因通行中断增加的损耗；县城可以看诊，但替代费用和药材可得性不同，延误仍可记录；探亲有些可替代，有些涉及死亡通知、未成年照料和财物处分，不能一概称为非必要。
他让每张损失表增加一栏“其他原因”。菜贩若因天气进货过多，要扣除正常腐损；病人若自己延误，要区分墙造成的部分；劳务若本就存在争议，不把全部欠款算在隔离上。登记不是把所有不幸都推给县署，而是把墙新增的那一部分尽量剥离出来。
这一调整反而让更多县民愿意登记。有人担心被营地利用，看到表中允许写“与隔离无关”后，才把自己的情况拿出来。一个卖陶碗的商人承认货物没有坏，只是失去安置营订单；记录员便只记交易取消，不写实物损失。一个来找弟弟的县民承认没有急事，愿意暂缓；他的号牌被标为低时限，而非用来夸大冲突。
下午，商会派出两名账房，宣布愿意代县民收集货损，但前提是撤下营地核对记号。陈二娘问代收后谁赔。账房说要统一评估，不能承诺。又有人问商会是否会记录因共同担保取消而停运的损失，账房说那属于内部商业安排，不在此次范围。
县民很快看出，商会只愿登记容易归为天气和市场的损失，不愿碰许可、债务和护送资格。赵明序提议两边都登记，互相对照，不把原件交给任何一方。商会账房不同意，却无法禁止县民保存自己的副本。
宗门则在东集市设了义诊桌，声称县民无需靠近安置营也能看病。第一日只来了两名外门医者，药箱里有普通止痛、清洗药和艾草，没有青叶粉。咳嗽老人的女儿拿着旧发药签询问，外门医者说青叶粉仍需上门批准。
罗青禾没有攻击义诊。她让医延站把宗门义诊列为替代路径，并记录能提供什么、不能提供什么、等待多久、是否收费。能解决的问题就从损失中扣除，不能解决的继续保留。这样一来，宗门不能用摆一张桌子宣称所有求医问题已经消失，也不能说营地拒绝其他救助。
一名外门医者私下请罗青禾把急救观察表抄给他。他承认县城医馆也因药价和通行限制承压。罗青禾只交公开版，不询问他的宗门立场。墙外的医疗合作因此出现一条细缝，却还不足以改变总体禁入。
登记办法真正经受考验，是在一件未成年照料争议上。县城东坊一名寡妇病倒，她十岁的儿子此前暂住在营内姨母处。隔离墙起后，寡妇想把孩子接回，县差说县民不得靠近营地；姨母想把孩子送到墙外，又被告知营内人员不得未经接管离开。双方都持有户籍抄页和亲属证明，却没有任何岗位能决定孩子该留在哪里。
庞绎提出由县署暂时安置孩子，前提是营地先把人交到验照棚。姨母不同意，担心交出后不能确认去向。寡妇也不愿孩子进陌生收容处，只要求在墙外当面接走。这个请求不涉及物资、不涉及进入营地，也没有传染症状，仍被挡在“管理未明”四字下。
亲属联系站把事项标为红色高时限。记录员不公开孩子姓名，只记年龄、监护关系、双方证明和最晚需要决定的时刻。周衡要求营内儿童照料组先确认孩子本人意愿。孩子说愿意回母亲处，但要姨母陪到墙边。
县差拒绝姨母越线陪送。韩铁生提出在两道线之间设置三步交接区：姨母送到内侧，母亲在外侧，县差和两名县民见证，孩子自己走过中间三步。庞绎担心形成通行先例，要求先等县署批复。
“孩子不是货物，不能因你们怕先例就无限等。”赵明序在墙外说。
县署批复到下午仍未到。寡妇的病情加重，邻居催她回去。八名临时协助者尚未产生，却已有十多名县民主动愿意见证。最终，庞绎以一次性“人道处置”允许交接，但命人把木牌写成县署恩准。
顾守章没有阻止交接，只在双方记录中补上一句：两边亲属证明齐全、孩子自愿、无症状、三步无接触交接可完成，县署等待四个时辰后一次性批准。事实写清即可，不必在孩子面前争“恩准”二字。
孩子穿过三步空地时，墙两侧都没有欢呼。姨母把包袱放下，母亲伸手接住，县差重新合上木栅。可围观者看见，一件本可按固定条件迅速完成的家事，因为没有公开路径，被拖成了需要庞绎个人开恩的例外。
亲属联系站于是增加“可标准化替代”栏。未成年交接、死亡通知、药方转送、钥匙归还、短时见证等事项，只要人员不聚集、物品可检查、双方身份可核，原则上可在墙外完成。县民不要求所有人进营，只要求把临时恩准变成任何符合条件者都能使用的路径。
另一起争议来自房租。安置营内有十七户人在县城仍租着旧屋，撤离时物品未搬完。隔离后，房东无法与租客核对是否续租，租客也不能取回农具、衣物和契纸。三名房东想按逾期清屋，却担心日后被说侵占；租客则担心县署借“无人认领”把物品接管。
顾守章建议墙外做双向清单：房东只列屋内可见物与封门状态，租客列自认物品，不在未比对前确认所有权。县城抄契点愿意做第三方存档。县差却说安置营居民财物仍处接管争议，房东不得私自与其订新约。
一个房东当场问：“那空屋的租金谁付？”
差役说等县署统一处理。
“统一处理哪一日？”
差役答不出。
房东原本对安置营怨气很重，认为租客拖欠。看见租客一方已经把可付租金封在账下，而县署既不让交也不承担，他把自己的号牌从“租客违约”改成“交付通道被阻，责任待分”。这不是支持营地，只是拒绝让真正的阻断者隐身。
商贸损失也不止烂菜。北岸三户农民原定把豆、麦和干果送到墙外交易点，营地已付两成定金。县署拦车后，农民若退货要赔定金，若等候又要承担牲畜草料和货损。商会提出代购，却把价格压低三成，并要求农民放弃向安置营履约。
田墨把选择拆成四项：继续履约所需的通行条件，转卖商会的价差，退约赔偿，等待成本。农民自行选择，不由营地要求他们冒险送货。三户中一户决定转卖保本，一户愿等两日，一户要求解除合同但只赔实际定金，不承担因县署禁入新增的惩罚。
营地代表会接受三种不同选择。周衡尤其要求把转卖者从“支持名单”中删掉，因为对方只是减少损失，不应被道德指责。登记因此保留了县民与营地利益不一致的情况，反而更可信。
午后，县署提出设立“临时安抚金”。愿领取的人必须在一张统一表上签字，表中写着“本人确认损失源于疫务必要措施，不再就通行限制提出其他请求”。金额只有各类损失估算的一小部分，却要求一次性放弃后续异议。
陈二娘拿到表后没有立刻拒绝。她问是否可以只收已腐坏三筐菜的部分补助，不放弃以后继续卖菜的通行请求。县署账房说不能，签字就是认可统一处置。
八十多名登记者因此把安抚表逐条抄下。有人急需钱，愿意签；有人认为不能用小钱换掉全部权利；也有人主张先收再争。顾守章没有要求统一拒领，只提出三点风险：放弃条款覆盖范围不明，损失尚未核完，签字人与同户其他受损者关系不清。
五名县民最终选择领取。登记站照样记录他们已收金额，并从可主张的直接损失中扣除，同时把放弃条款是否有效标为争议。其他人没有辱骂他们“被收买”。一个卖炭人说得直白：“家里今晚要吃饭，他先拿钱不等于我们都得闭嘴。”
这种允许不同选择的做法挫败了县署把人群分成“领钱的良民”和“不领的闹事者”的打算。领钱者也保留自己的存根，愿意证明统一表确实含有放弃条款。
下午第二次核对时，登记站主动查出七份重复和四份夸大。两辆菜车由同一家共同所有，被兄弟二人分别登记；一名桥工把尚未到结算日的两天工钱也算成逾期；三名探亲者把同一名老人需要送药重复记了三次。记录员合并或改为待核，并在总数旁公开写出扣减。
庞绎抓住机会说：“果然有人虚报。”
“有，所以被查出并保留修正痕迹。”顾守章答，“你若有其他反证，按号牌提出。虚报被纠正，不等于其余损失不存在。”
县署没有提供具体反证，只继续指责登记本身。墙外县民却从修正中学会区分。有人开始互相问原定交易是否有契、求医是否有旧签、欠薪是否到期。口述不再因为凄惨就自动升级为确认，也不因为没有官印就全部作废。
一名说书人把登记规则编成四句顺口话：先写何时，后写何事；原件自留，副本互识；正常损耗另扣，新增损失单列。孩子们在晒场边跟着念，县差敲锣也盖不过去。
营地内部同时出现另一种压力。有人看见县民开始受损，要求立即从仓里拿粮补偿，认为这样能争取支持。粮务组算出，若按全部申报发放，现有粗粮会少两日；而墙仍在，补偿物也未必能送出去。代表会决定不把救命库存当政治赠礼，只对已形成契约的欠薪、定金和医药责任准备履行。自愿捐助由个人决定，但必须另账，不能从公共粮里暗扣。
周衡支持这个限制。争取县民不能靠把营内弱者的口粮悄悄转出去，更不能用赠粮换取签名。真正能共同维护的，是可重复的通行、交接和责任规则。
晒场上的县民也拒绝被写成受施舍者。赵明序把三项最低请求草案读出后，陈二娘要求增加第四项：县署若继续禁入，应说明墙外交易点为何不能恢复。吕旺则要求任何欠薪代领方案不得由商会统一经手，因为商会正参与停运。求医家属提出紧急通道必须由现场医者判断，而不是等不存在的上级批复。
争论持续了一个多时辰，最后没有把所有要求塞进第一份请求。多数人同意先保留三项最窄、最能共同核对的内容；交易点、欠薪代领和医者判断分别作为附件。这样县署不能因一项分歧否定全部，也不能用答应最容易的一项宣称问题已经解决。
他们还规定，任何人去县署递表都不得自称代表全部县民，只能说代表所持号牌的具体事项。号牌持有人可以随时撤回授权。这个限制来自营地近几章的分权经验，却不是由周衡命令建立，而是县民亲眼看见口头“统一处理”如何吞掉个人损失后自行采用。
傍晚，登记总数达到一百三十七份。货损四十一，医延二十八，亲属联系三十九，劳务债权二十九。经过“其他原因”扣除后，确认与隔离直接相关的有九十二份，待核三十一份，与隔离关联不足十四份。营地把十四份也保留在板上，注明不计入直接损失总数，防止县署说被删掉的申请人不存在。
顾守章又按受损对象区分：营地居民、县城居民、北岸农户、桥工与小商户。结果最明显的是，直接损失中超过三分之二落在县民和县城商户身上。墙名义上保护县城，第一日可核对的成本却主要由县城承担。
这个数字在废棚里传开时，争论变了。早晨还有人说“都是流民惹县衙生气”，下午开始有人问，为什么县署要用他们的菜、工钱、药费和家事去逼营地交接。也有人仍认为营地应尽快妥协，但他们要求县署先补偿墙外损失，而不是让普通人替双方承受。
庞绎派人宣读第二份告示：任何县民与安置营私自交换文书、物资或信息，均可能妨害防疫。告示第一次把“信息”也列入限制。
赵明序举着号牌问：“我写自己昨天跑了三趟，也算交换信息？”
宣读差役说，是否妨害由现场判断。
“又是现场判断。”吕旺笑了一声，“钱不能领，病不能问，亲属不能见，现在连我说没领到钱都要你判断。”
人群没有冲栅。他们把号牌抄成更多份，一份自己留，一份交同街邻里，一份由愿意的商户带回城内。登记体系开始脱离营地单点：即使北门竹筒被封，县民仍能在废棚自行续记，再按公开格式核对。
县差随后扣走了两根传纸竹筒。营地没有争抢，改为在墙内高声读出格式，由墙外识字者自行抄写。庞绎命人敲锣干扰，县民便分组复述。四类栏目很简单，喊过三遍后，大多数人都能记住。
“货损写原价还是卖价？”有人问。
“都写，另写正常损耗。”赵明序答。
“看病贵了四倍算几项？”
“替代费用与延误分开。”
“探亲没有花钱，怎么算？”
“写具体不能完成的事和最晚时刻，不硬折成银钱。”
这些规则不再只由营地解释。县民在使用中修正它们：增加照料缺口、学徒停工、房租违约和丧葬通知等子项；对重复登记用同一号牌合并；对传闻损失标待核。周衡隔墙看着，没有要求所有表都回到总账墙审批。
黄昏前，县署终于派一名县丞属官到晒场核看。他没有带医官，只带了两名书吏和一只封存箱，宣称可以代为保管所有损失原件，三日后统一答复。条件是原件一经入箱，县民不得再私自抄传，以免“重复申诉”。
八名尚未正式推举的协助者请他先出示接收清单、查阅办法和遗失责任。属官说县署保管无需另立责任。赵明序便把第59章撤权争议里“公物依册、民产依契”的句子抄给他看：“这些纸是各家的，不是县署自己的卷宗。你要收，至少给每人收据。”
属官不肯逐份开收据，只愿在封箱外盖一枚总印。县民有人觉得有官印总比晒场安全，主张交；也有人担心箱子进去后再也看不到。周衡在墙内没有发话，顾守章只提醒：总印能证明箱子存在，不能证明箱中每一张是什么。
双方最后做了一次公开试验。属官从自愿者中收三份副本，不收原件；书吏逐份念出号牌和页数，县民留同号存根，封箱外再列三项清单。若县署三日内能按号牌答复，其他人再决定是否交更多副本。
这个折中没有让县署拿到全部材料，也没有把所有官方渠道拒之门外。更重要的是，县民掌握了一个判断标准：进入官箱之前，内容、页数、接收人和答复期限必须可核。属官带着只有三份副本的箱子离开时，脸色很难看，却无法说晒场拒绝了县署受理。
不久，商会账房又来提出另一种交换：愿为腐损货物安排低价收购，但要求货主停止在公开板上写商会取消担保的内容。陈二娘把条件当众复述，账房急忙否认，说只是避免无关争议。她请对方把收购价和“不影响其他申诉”写下来，对方便收起账册走了。
县民由此更清楚，登记表不仅计算银钱，也暴露各方想用何种条件换取沉默。有人会接受，有人不会；关键是条件必须被看见，不能在一对一的急迫中偷偷吞掉未来权利。
晒场还建立了每日异议时段。任何被登记涉及的县差、商户、房东、债主或亲属，都可在日落前提出反证。第一日来了六人：两个房东证明租客此前确有旧欠，一名商户证明菜贩夸大了正常售价，一名县差指出自己并非作出拒绝的人，另两名工友补证桥工工时。核对后，四份金额被下调，一份责任人被改正，两份欠薪得到加强。
被下调的人不高兴，却没有退出。陈二娘的估价少了十二文，她骂了两句，最后说：“少十二文就少十二文，剩下的别也当没看见。”这种可被反驳的账，比只收痛苦故事更难被整体推翻。
庞绎随后派人传话，称县署愿意研究紧急通道，但县民必须先停止聚集。八名协助者回答，可以把人数降到每类两名值守，其余人离开；但表格、副本和每日异议时段继续。县差原想通过驱散使登记中断，结果人群减少后，制度反而更稳定。
县民把值守名单按日轮换，不让同一批人长期掌握号牌。他们还设了两把封箱钥匙，一把由货损与劳务组持，一把由医延与亲属组持。任何人查阅副本都要两组同时到场。顾守章看见这种安排，只隔墙提醒他们另留火灾和强抢时的备份去向，没有把营地的格式强加过去。
赵明序问：“你们那边也这样分钥？”
“仓钥、账册、医棚有各自规则，不完全一样。”顾守章答，“分钥不是万能，重要的是不能让保管人独自改掉别人的记录。”
县民没有照抄营地全部制度，只采用最适合晒场的两钥与轮换。他们开始拥有自己的记录秩序，而不是成为隔离墙两边任何一方的附属名单。
在正式汇总前，八个街坊各自带回一份空白格式，试着在不依赖晒场的情况下登记。半个时辰后送回的样表问题很多：有人把一家三口写成三份货损，有人只写“被欺负”没有时刻，有人把旧债和隔离新增损失混在一起。赵明序没有把这些表作废，而是逐张标出需要补问的项目。
这次小试证明，格式可以传播，核对却仍需要训练。于是每类值守者写了一张简短说明：货损要有原定去向和正常损耗，医延要区分病情与费用，亲属联系要写不能替代的事项，劳务债权要写到期日和已有争议。任何人都能抄，任何人也能提出修改。
县民还约定，不公布完整姓名名单，不统计谁赞成营地、谁反对县署。损失表只能用于通行、补偿和紧急安排，不能拿去追查个人立场。一个曾骂过流民的肉贩因此也交了号牌：他的弟弟在营内做屠宰轮值，家中老父去世，消息送不进去。
“我还是觉得你们惹事太多。”肉贩隔墙对周衡说，“但我爹死了，不能因为我骂过你，就不让弟弟知道。”
“这张表不问你站哪边。”周衡答。
肉贩把死亡通知列入高时限事项，成为三项最低请求中最直接的一份证据。封锁对县民的伤害不要求他们先喜欢营地，正因为如此，越来越多人愿意把自己的事实放进去。
最后一轮核对把死亡通知、未成年交接和急症转诊列为不等待总答复的事项。值守者只负责验证关系与时刻，无权决定家属是否“够悲惨”。县署若拒绝，必须在对应号牌上留下拒绝岗位和理由；没有书面理由，也照样记录现场口述与见证人。
为避免紧急事项被大量普通申请淹没，值守者另做一块红牌，只显示号牌、最晚处理时刻和当前责任岗位，不写病名与家事细节。每过一个时辰，墙内外各自复读一次；事项完成便划线保留，未完成则继续计时。这样紧急通道的失败不能被第二日总数掩盖。
夜色将落时，县署突然关闭东集市废棚旁的小路，试图把登记者驱散。理由是边军明日可能经过，需要清空道路。县民被迫把桌子搬到更远的旧晒场。晒场没有屋顶，风大，却属于几户县民共同使用，县差一时找不到封闭依据。
陈二娘把剩余没坏的菜分给登记者，按原进货价记作自愿处置，不算赔偿。吕旺和桥工搭起两块旧帆布。宗门义诊桌的一名外门医者也把风障挪近，却与登记桌保持距离。不同人不是因为突然认同营地，而是各自不愿让损失被一句“防疫必要”抹掉。
当晚第二次汇总时，县民推举了八名临时保管人，分别持有四类损失表的副本。每人只能保管，不得代表他人同意和解，也不得把姓名交给县署、商会或营地。任何补偿或规则修改，都需由对应号牌持有人确认。
周衡没有出现在推举名单里，营地代表也没有。这个安排使县署难以把登记说成周衡的新组织，也使营地不能把县民损失转成自己的政治筹码。
晒场上有人提出第二日去县署门前讨说法。有人担心会被抓，建议只派三人送表；还有人主张先要求开放墙外交接，不谈撤墙。争论没有统一答案，八名保管人只先写出三项最低请求：公布禁入依据与期限，允许墙外无接触交接，建立求医和死亡通知的紧急通道。
三项请求都针对县民自己受到的损害，没有要求营地交权，也没有替营地提出政治条件。
三项最低请求写成后，八名保管人没有立刻自称代表递交。他们先把每一项拆成可选择的授权格：同意公布依据与期限，同意墙外交接，同意建立求医和死亡通知紧急通道。号牌持有人可以勾一项、两项或三项，也可以写附带意见。半个时辰后，一百零九个有效号牌中，三项分别获得一百零三、九十八和一百零七份授权；没有任何一项被写成“全体县民一致”。
他们把授权数、反对数和保留意见一起抄在请求后。反对墙外交接的几人担心走私，要求查验物品；对公布期限持保留者担心县署尚无足够信息，主张先公布复核日。保管人没有删掉这些意见，而是把查验与复核日写成可执行补充。请求因此不是一份情绪宣言，而是损失持有人对最低规则的具体授权。
庞绎起初拒收，称县署不接受营地组织的文书。赵明序隔着人群回答：“这上面没有营地代表的名字，只有我们的号牌和你们拒绝过的事项。”属官若仍不收，八名保管人便准备把同样副本送县署门房、县城抄契点和三家愿意见证的商号。
庞绎最终让书吏接下，却只肯在外封写“收到民情一包”，不承认页数。县民按照下午官箱试验的办法，当众逐项念出：请求正文两页，授权统计四页，反对与保留意见三页，紧急红牌抄件一页。书吏若不写页数，他们就在自己的收讫记录上写明对方拒绝确认页数，并由十二名不相关县民见证。
书吏犹豫很久，终于补上十页。县署没有答应任何请求，但第一次留下了无法轻易否认的收件痕迹。八名保管人随即把抄本分送，不把唯一希望押在县署手里的那一包纸上。
陈二娘看着书吏抱走文书，说：“我昨日还觉得墙只是在圈你们。今日才知道，它拿我的菜、他的工钱、她父亲的药和那孩子的路一起当绳子。”
吕旺接道：“谁惹谁的官司，我还没全弄明白。可用我们的损失逼别人交东西，这不叫保护我们。”
这两句话被记在本人意见栏，没有升级为所有县民的统一判断。可更多号牌持有人在“墙是否直接损害本人”一栏勾了确认。经扣除待核与其他原因后，确认比例已超过三分之二。县民对营地仍有不同看法，对县署权力也未形成同一立场；他们至少共同确认，禁入措施正在把本应由决定者承担的成本转给普通家庭和小商户。
远处北河桥忽然传来整齐的马蹄声。守棚差役开始搬开商会草料车，县署工房连夜加固桥头木栅。有人看见一队边军在北岸停下，军旗卷着，弓囊却已解开。
县民还不知道边军带来什么命令。他们只把四类损失表收进油布，继续留在晒场。隔离墙没有让他们进入营地，却让他们第一次以自己的名义保存了墙造成的账。
他们没有站成一支整齐队伍。卖菜的守着快蔫的筐，桥工夹着欠薪条，探亲者抱着被褥，求医者推着病人。有人只想把昨夜写好的损失存根递回去，有人仍相信只要在验照棚多求一次就能获准通行。三处木栅同时开门，却只放施工车和持牌人员。
周衡站在北门内侧，看见号牌越聚越多，没有让营地的人隔墙喊口号。他先让顾守章把登记分成四站：货损、医延、亲属联系、劳务债权。每站一张总表、两名记录员、一名异议员。县民可实名，也可只用号牌；营地不收他们原件，只看后抄写，再把原件还回去。
“不是来证明他们支持我们。”顾守章对记录员说，“只证明这道墙让他们失去了什么。”
第一站很快挤满。南巷菜贩陈二娘昨夜被拒，车上二十六筐青菜已经坏了三筐。她原本每日在营门外交易，不进营，由县民和营地居民各自拿筹购买。隔离后，差役说最终受益者可能包括安置营，连墙外交易点也不准设。陈二娘把进货契、昨日未卖清单和今晨腐损数都拿出来。
记录员只写能核对的：进货时刻、被拒时刻、原定交易点、现场坏损。至于她说“县署故意让菜烂掉”，异议员没有抄进事实栏，而是写进本人意见。
陈二娘不满：“这还不叫故意？”
“要写故意，需要能证明他们知道结果仍以此为目的。”记录员答，“现在能确认的是，他们明知你的货不入营、只在墙外交易，仍以受益者可能包括营地为由拒绝。”
陈二娘想了想，把意见改成：“他们知道会烂，还是不让卖。”
第二个登记的是桥工吕旺。他和七名县城工匠为安置营修过排水沟，工钱按七日一结。最后两日工资尚未领，墙起后他们不能到总账墙核对工时，县署又称安置营账目处于撤权争议，不承认营地出具的欠薪条。吕旺带来的条上有宋槐、轮值会计和工友三方记号。
顾守章隔线比对营内副本，确认工时和金额一致。他不把钱从墙上扔过去，也不让人借机越线，而是开出“墙外到付准备单”：营地将对应银钱封在透明小匣，写明金额与领款人号牌，待县署允许墙外交接或提供合法代领路径时立即支付。每天延迟都记入一栏。
吕旺问：“你们有钱，为何不能现在给？”
“县差说营地财物未经接管不得流出。我们可以硬扔，但他们会扣，你未必拿到，还可能被写成哄抢。”顾守章道，“我们先把谁欠、欠多少、钱是否备好固定下来。阻止支付的责任不能混成营地赖账。”
吕旺看着透明匣里自己的工钱，第一次把怒气转向验照棚：“昨天说防病，今天连欠薪也防？”
医延站更难。县民不愿公开病名，罗青禾便把损失拆成不涉及隐私的项目：原定复诊日、实际延误天数、是否有替代医馆、替代费用、是否出现急症红线。她不在公开板写姓名和具体疾病，只用号码与封存病历对应。
昨夜那名咳嗽老人的女儿拿来东坊医馆的收据。医馆只给了两包缓解药，价格是原来营地发药成本的四倍。老人夜里呼吸加快，但尚未达到必须紧急转诊的红线。罗青禾把药价差、复诊延误和风险变化分别记录，不宣称隔离已经造成不可逆伤害。
“若明日他更重呢？”女儿问。
“明日增加新的记录。”罗青禾答，“若达到红线，我们先按急救通道请求。你不要为了证明墙害人，故意等到更重。”
妇人点头。她原本以为营地会鼓励她在墙外哭喊，得到的却是一张观察表和县城可去的两个医馆地址。
亲属联系站收到最多争吵。县署把探亲称为非必要往来，许多人却不是来闲坐。有老人要把孩子的旧衣送来，有丈夫来告诉妻子家中母亲去世，有姐姐来接走无人照料的外甥，还有县城房东要与营内租客核对被封在旧屋里的物品。
记录员不判断哪种感情更重要，只问能否用墙外传话、物品交接或第三方见证替代。能替代的，标黄色；不能替代或延迟会造成具体损失的，标红色。死亡通知、未成年照料和财物处分被列为高时限事项。
县差见登记站越办越大，宣布白灰线外二十步内不得聚集。县民被迫退到东集市废棚下。营地记录员不能越墙，便用长竹筒传递空白号牌，再由县民中识字者协助填写。每次传递只过纸，不传钱和货，免得被说成偷运。
最先站出来协助的是裁缝赵明序。他昨天为给妹妹送被褥在三处岗位间来回跑，已经熟悉循环条件。他在废棚里按四类损失分桌，把不会写字的人口述成条，再请本人按手印。营内记录员隔墙复读，确认无误后给号牌盖营地核对记号。
庞绎派差役去收号牌，理由是营地无权在县署隔离线外设案。赵明序把自己的号牌举起来：“纸在我手里，写的是我跑了几趟、被谁叫去哪里。你说哪一行是营地替我编的？”
差役伸手抢，周围人立刻把号牌各自收进衣内。没有人攻击差役，也没有人替营地喊话。他们只是拒绝交出自己的损失存根。
差役转而说，聚集本身增加疫病风险。罗青禾隔墙提出最小措施：废棚两侧开口，按户留间距，咳嗽者在下风处单独等候，登记完即离开。县民照做后，差役仍要求解散，却说不出新的医学理由。
“若聚集危险，那些等商会签票的车夫为什么可以在验照棚挤成一团？”陈二娘问。
没人回答。
午前，县署贴出告示，称安置营煽动县民虚报损失，以扰乱防疫。告示列举三种“伪损”：本就会腐坏的菜、原本可以在县城看诊的病、非必要探亲。顾守章没有撕告示，而是把三类分别核对。
菜会自然腐坏，但有过去十四日同一交易点的平均售出量，可以估算因通行中断增加的损耗；县城可以看诊，但替代费用和药材可得性不同，延误仍可记录；探亲有些可替代，有些涉及死亡通知、未成年照料和财物处分，不能一概称为非必要。
他让每张损失表增加一栏“其他原因”。菜贩若因天气进货过多，要扣除正常腐损；病人若自己延误，要区分墙造成的部分；劳务若本就存在争议，不把全部欠款算在隔离上。登记不是把所有不幸都推给县署，而是把墙新增的那一部分尽量剥离出来。
这一调整反而让更多县民愿意登记。有人担心被营地利用，看到表中允许写“与隔离无关”后，才把自己的情况拿出来。一个卖陶碗的商人承认货物没有坏，只是失去安置营订单；记录员便只记交易取消，不写实物损失。一个来找弟弟的县民承认没有急事，愿意暂缓；他的号牌被标为低时限，而非用来夸大冲突。
下午，商会派出两名账房，宣布愿意代县民收集货损，但前提是撤下营地核对记号。陈二娘问代收后谁赔。账房说要统一评估，不能承诺。又有人问商会是否会记录因共同担保取消而停运的损失，账房说那属于内部商业安排，不在此次范围。
县民很快看出，商会只愿登记容易归为天气和市场的损失，不愿碰许可、债务和护送资格。赵明序提议两边都登记，互相对照，不把原件交给任何一方。商会账房不同意，却无法禁止县民保存自己的副本。
宗门则在东集市设了义诊桌，声称县民无需靠近安置营也能看病。第一日只来了两名外门医者，药箱里有普通止痛、清洗药和艾草，没有青叶粉。咳嗽老人的女儿拿着旧发药签询问，外门医者说青叶粉仍需上门批准。
罗青禾没有攻击义诊。她让医延站把宗门义诊列为替代路径，并记录能提供什么、不能提供什么、等待多久、是否收费。能解决的问题就从损失中扣除，不能解决的继续保留。这样一来，宗门不能用摆一张桌子宣称所有求医问题已经消失，也不能说营地拒绝其他救助。
一名外门医者私下请罗青禾把急救观察表抄给他。他承认县城医馆也因药价和通行限制承压。罗青禾只交公开版，不询问他的宗门立场。墙外的医疗合作因此出现一条细缝，却还不足以改变总体禁入。
登记办法真正经受考验，是在一件未成年照料争议上。县城东坊一名寡妇病倒，她十岁的儿子此前暂住在营内姨母处。隔离墙起后，寡妇想把孩子接回，县差说县民不得靠近营地；姨母想把孩子送到墙外，又被告知营内人员不得未经接管离开。双方都持有户籍抄页和亲属证明，却没有任何岗位能决定孩子该留在哪里。
庞绎提出由县署暂时安置孩子，前提是营地先把人交到验照棚。姨母不同意，担心交出后不能确认去向。寡妇也不愿孩子进陌生收容处，只要求在墙外当面接走。这个请求不涉及物资、不涉及进入营地，也没有传染症状，仍被挡在“管理未明”四字下。
亲属联系站把事项标为红色高时限。记录员不公开孩子姓名，只记年龄、监护关系、双方证明和最晚需要决定的时刻。周衡要求营内儿童照料组先确认孩子本人意愿。孩子说愿意回母亲处，但要姨母陪到墙边。
县差拒绝姨母越线陪送。韩铁生提出在两道线之间设置三步交接区：姨母送到内侧，母亲在外侧，县差和两名县民见证，孩子自己走过中间三步。庞绎担心形成通行先例，要求先等县署批复。
“孩子不是货物，不能因你们怕先例就无限等。”赵明序在墙外说。
县署批复到下午仍未到。寡妇的病情加重，邻居催她回去。八名临时协助者尚未产生，却已有十多名县民主动愿意见证。最终，庞绎以一次性“人道处置”允许交接，但命人把木牌写成县署恩准。
顾守章没有阻止交接，只在双方记录中补上一句：两边亲属证明齐全、孩子自愿、无症状、三步无接触交接可完成，县署等待四个时辰后一次性批准。事实写清即可，不必在孩子面前争“恩准”二字。
孩子穿过三步空地时，墙两侧都没有欢呼。姨母把包袱放下，母亲伸手接住，县差重新合上木栅。可围观者看见，一件本可按固定条件迅速完成的家事，因为没有公开路径，被拖成了需要庞绎个人开恩的例外。
亲属联系站于是增加“可标准化替代”栏。未成年交接、死亡通知、药方转送、钥匙归还、短时见证等事项，只要人员不聚集、物品可检查、双方身份可核，原则上可在墙外完成。县民不要求所有人进营，只要求把临时恩准变成任何符合条件者都能使用的路径。
另一起争议来自房租。安置营内有十七户人在县城仍租着旧屋，撤离时物品未搬完。隔离后，房东无法与租客核对是否续租，租客也不能取回农具、衣物和契纸。三名房东想按逾期清屋，却担心日后被说侵占；租客则担心县署借“无人认领”把物品接管。
顾守章建议墙外做双向清单：房东只列屋内可见物与封门状态，租客列自认物品，不在未比对前确认所有权。县城抄契点愿意做第三方存档。县差却说安置营居民财物仍处接管争议，房东不得私自与其订新约。
一个房东当场问：“那空屋的租金谁付？”
差役说等县署统一处理。
“统一处理哪一日？”
差役答不出。
房东原本对安置营怨气很重，认为租客拖欠。看见租客一方已经把可付租金封在账下，而县署既不让交也不承担，他把自己的号牌从“租客违约”改成“交付通道被阻，责任待分”。这不是支持营地，只是拒绝让真正的阻断者隐身。
商贸损失也不止烂菜。北岸三户农民原定把豆、麦和干果送到墙外交易点，营地已付两成定金。县署拦车后，农民若退货要赔定金，若等候又要承担牲畜草料和货损。商会提出代购，却把价格压低三成，并要求农民放弃向安置营履约。
田墨把选择拆成四项：继续履约所需的通行条件，转卖商会的价差，退约赔偿，等待成本。农民自行选择，不由营地要求他们冒险送货。三户中一户决定转卖保本，一户愿等两日，一户要求解除合同但只赔实际定金，不承担因县署禁入新增的惩罚。
营地代表会接受三种不同选择。周衡尤其要求把转卖者从“支持名单”中删掉，因为对方只是减少损失，不应被道德指责。登记因此保留了县民与营地利益不一致的情况，反而更可信。
午后，县署提出设立“临时安抚金”。愿领取的人必须在一张统一表上签字，表中写着“本人确认损失源于疫务必要措施，不再就通行限制提出其他请求”。金额只有各类损失估算的一小部分，却要求一次性放弃后续异议。
陈二娘拿到表后没有立刻拒绝。她问是否可以只收已腐坏三筐菜的部分补助，不放弃以后继续卖菜的通行请求。县署账房说不能，签字就是认可统一处置。
八十多名登记者因此把安抚表逐条抄下。有人急需钱，愿意签；有人认为不能用小钱换掉全部权利；也有人主张先收再争。顾守章没有要求统一拒领，只提出三点风险：放弃条款覆盖范围不明，损失尚未核完，签字人与同户其他受损者关系不清。
五名县民最终选择领取。登记站照样记录他们已收金额，并从可主张的直接损失中扣除，同时把放弃条款是否有效标为争议。其他人没有辱骂他们“被收买”。一个卖炭人说得直白：“家里今晚要吃饭，他先拿钱不等于我们都得闭嘴。”
这种允许不同选择的做法挫败了县署把人群分成“领钱的良民”和“不领的闹事者”的打算。领钱者也保留自己的存根，愿意证明统一表确实含有放弃条款。
下午第二次核对时，登记站主动查出七份重复和四份夸大。两辆菜车由同一家共同所有，被兄弟二人分别登记；一名桥工把尚未到结算日的两天工钱也算成逾期；三名探亲者把同一名老人需要送药重复记了三次。记录员合并或改为待核，并在总数旁公开写出扣减。
庞绎抓住机会说：“果然有人虚报。”
“有，所以被查出并保留修正痕迹。”顾守章答，“你若有其他反证，按号牌提出。虚报被纠正，不等于其余损失不存在。”
县署没有提供具体反证，只继续指责登记本身。墙外县民却从修正中学会区分。有人开始互相问原定交易是否有契、求医是否有旧签、欠薪是否到期。口述不再因为凄惨就自动升级为确认，也不因为没有官印就全部作废。
一名说书人把登记规则编成四句顺口话：先写何时，后写何事；原件自留，副本互识；正常损耗另扣，新增损失单列。孩子们在晒场边跟着念，县差敲锣也盖不过去。
营地内部同时出现另一种压力。有人看见县民开始受损，要求立即从仓里拿粮补偿，认为这样能争取支持。粮务组算出，若按全部申报发放，现有粗粮会少两日；而墙仍在，补偿物也未必能送出去。代表会决定不把救命库存当政治赠礼，只对已形成契约的欠薪、定金和医药责任准备履行。自愿捐助由个人决定，但必须另账，不能从公共粮里暗扣。
周衡支持这个限制。争取县民不能靠把营内弱者的口粮悄悄转出去，更不能用赠粮换取签名。真正能共同维护的，是可重复的通行、交接和责任规则。
晒场上的县民也拒绝被写成受施舍者。赵明序把三项最低请求草案读出后，陈二娘要求增加第四项：县署若继续禁入，应说明墙外交易点为何不能恢复。吕旺则要求任何欠薪代领方案不得由商会统一经手，因为商会正参与停运。求医家属提出紧急通道必须由现场医者判断，而不是等不存在的上级批复。
争论持续了一个多时辰，最后没有把所有要求塞进第一份请求。多数人同意先保留三项最窄、最能共同核对的内容；交易点、欠薪代领和医者判断分别作为附件。这样县署不能因一项分歧否定全部，也不能用答应最容易的一项宣称问题已经解决。
他们还规定，任何人去县署递表都不得自称代表全部县民，只能说代表所持号牌的具体事项。号牌持有人可以随时撤回授权。这个限制来自营地近几章的分权经验，却不是由周衡命令建立，而是县民亲眼看见口头“统一处理”如何吞掉个人损失后自行采用。
傍晚，登记总数达到一百三十七份。货损四十一，医延二十八，亲属联系三十九，劳务债权二十九。经过“其他原因”扣除后，确认与隔离直接相关的有九十二份，待核三十一份，与隔离关联不足十四份。营地把十四份也保留在板上，注明不计入直接损失总数，防止县署说被删掉的申请人不存在。
顾守章又按受损对象区分：营地居民、县城居民、北岸农户、桥工与小商户。结果最明显的是，直接损失中超过三分之二落在县民和县城商户身上。墙名义上保护县城，第一日可核对的成本却主要由县城承担。
这个数字在废棚里传开时，争论变了。早晨还有人说“都是流民惹县衙生气”，下午开始有人问，为什么县署要用他们的菜、工钱、药费和家事去逼营地交接。也有人仍认为营地应尽快妥协，但他们要求县署先补偿墙外损失，而不是让普通人替双方承受。
庞绎派人宣读第二份告示：任何县民与安置营私自交换文书、物资或信息，均可能妨害防疫。告示第一次把“信息”也列入限制。
赵明序举着号牌问：“我写自己昨天跑了三趟，也算交换信息？”
宣读差役说，是否妨害由现场判断。
“又是现场判断。”吕旺笑了一声，“钱不能领，病不能问，亲属不能见，现在连我说没领到钱都要你判断。”
人群没有冲栅。他们把号牌抄成更多份，一份自己留，一份交同街邻里，一份由愿意的商户带回城内。登记体系开始脱离营地单点：即使北门竹筒被封，县民仍能在废棚自行续记，再按公开格式核对。
县差随后扣走了两根传纸竹筒。营地没有争抢，改为在墙内高声读出格式，由墙外识字者自行抄写。庞绎命人敲锣干扰，县民便分组复述。四类栏目很简单，喊过三遍后，大多数人都能记住。
“货损写原价还是卖价？”有人问。
“都写，另写正常损耗。”赵明序答。
“看病贵了四倍算几项？”
“替代费用与延误分开。”
“探亲没有花钱，怎么算？”
“写具体不能完成的事和最晚时刻，不硬折成银钱。”
这些规则不再只由营地解释。县民在使用中修正它们：增加照料缺口、学徒停工、房租违约和丧葬通知等子项；对重复登记用同一号牌合并；对传闻损失标待核。周衡隔墙看着，没有要求所有表都回到总账墙审批。
黄昏前，县署终于派一名县丞属官到晒场核看。他没有带医官，只带了两名书吏和一只封存箱，宣称可以代为保管所有损失原件，三日后统一答复。条件是原件一经入箱，县民不得再私自抄传，以免“重复申诉”。
八名尚未正式推举的协助者请他先出示接收清单、查阅办法和遗失责任。属官说县署保管无需另立责任。赵明序便把第59章撤权争议里“公物依册、民产依契”的句子抄给他看：“这些纸是各家的，不是县署自己的卷宗。你要收，至少给每人收据。”
属官不肯逐份开收据，只愿在封箱外盖一枚总印。县民有人觉得有官印总比晒场安全，主张交；也有人担心箱子进去后再也看不到。周衡在墙内没有发话，顾守章只提醒：总印能证明箱子存在，不能证明箱中每一张是什么。
双方最后做了一次公开试验。属官从自愿者中收三份副本，不收原件；书吏逐份念出号牌和页数，县民留同号存根，封箱外再列三项清单。若县署三日内能按号牌答复，其他人再决定是否交更多副本。
这个折中没有让县署拿到全部材料，也没有把所有官方渠道拒之门外。更重要的是，县民掌握了一个判断标准：进入官箱之前，内容、页数、接收人和答复期限必须可核。属官带着只有三份副本的箱子离开时，脸色很难看，却无法说晒场拒绝了县署受理。
不久，商会账房又来提出另一种交换：愿为腐损货物安排低价收购，但要求货主停止在公开板上写商会取消担保的内容。陈二娘把条件当众复述，账房急忙否认，说只是避免无关争议。她请对方把收购价和“不影响其他申诉”写下来，对方便收起账册走了。
县民由此更清楚，登记表不仅计算银钱，也暴露各方想用何种条件换取沉默。有人会接受，有人不会；关键是条件必须被看见，不能在一对一的急迫中偷偷吞掉未来权利。
晒场还建立了每日异议时段。任何被登记涉及的县差、商户、房东、债主或亲属，都可在日落前提出反证。第一日来了六人：两个房东证明租客此前确有旧欠，一名商户证明菜贩夸大了正常售价，一名县差指出自己并非作出拒绝的人，另两名工友补证桥工工时。核对后，四份金额被下调，一份责任人被改正，两份欠薪得到加强。
被下调的人不高兴，却没有退出。陈二娘的估价少了十二文，她骂了两句，最后说：“少十二文就少十二文，剩下的别也当没看见。”这种可被反驳的账，比只收痛苦故事更难被整体推翻。
庞绎随后派人传话，称县署愿意研究紧急通道，但县民必须先停止聚集。八名协助者回答，可以把人数降到每类两名值守，其余人离开；但表格、副本和每日异议时段继续。县差原想通过驱散使登记中断，结果人群减少后，制度反而更稳定。
县民把值守名单按日轮换，不让同一批人长期掌握号牌。他们还设了两把封箱钥匙，一把由货损与劳务组持，一把由医延与亲属组持。任何人查阅副本都要两组同时到场。顾守章看见这种安排，只隔墙提醒他们另留火灾和强抢时的备份去向，没有把营地的格式强加过去。
赵明序问：“你们那边也这样分钥？”
“仓钥、账册、医棚有各自规则，不完全一样。”顾守章答，“分钥不是万能，重要的是不能让保管人独自改掉别人的记录。”
县民没有照抄营地全部制度，只采用最适合晒场的两钥与轮换。他们开始拥有自己的记录秩序，而不是成为隔离墙两边任何一方的附属名单。
在正式汇总前，八个街坊各自带回一份空白格式，试着在不依赖晒场的情况下登记。半个时辰后送回的样表问题很多：有人把一家三口写成三份货损，有人只写“被欺负”没有时刻，有人把旧债和隔离新增损失混在一起。赵明序没有把这些表作废，而是逐张标出需要补问的项目。
这次小试证明，格式可以传播，核对却仍需要训练。于是每类值守者写了一张简短说明：货损要有原定去向和正常损耗，医延要区分病情与费用，亲属联系要写不能替代的事项，劳务债权要写到期日和已有争议。任何人都能抄，任何人也能提出修改。
县民还约定，不公布完整姓名名单，不统计谁赞成营地、谁反对县署。损失表只能用于通行、补偿和紧急安排，不能拿去追查个人立场。一个曾骂过流民的肉贩因此也交了号牌：他的弟弟在营内做屠宰轮值，家中老父去世，消息送不进去。
“我还是觉得你们惹事太多。”肉贩隔墙对周衡说，“但我爹死了，不能因为我骂过你，就不让弟弟知道。”
“这张表不问你站哪边。”周衡答。
肉贩把死亡通知列入高时限事项，成为三项最低请求中最直接的一份证据。封锁对县民的伤害不要求他们先喜欢营地，正因为如此，越来越多人愿意把自己的事实放进去。
最后一轮核对把死亡通知、未成年交接和急症转诊列为不等待总答复的事项。值守者只负责验证关系与时刻，无权决定家属是否“够悲惨”。县署若拒绝，必须在对应号牌上留下拒绝岗位和理由；没有书面理由，也照样记录现场口述与见证人。
为避免紧急事项被大量普通申请淹没，值守者另做一块红牌，只显示号牌、最晚处理时刻和当前责任岗位，不写病名与家事细节。每过一个时辰，墙内外各自复读一次；事项完成便划线保留，未完成则继续计时。这样紧急通道的失败不能被第二日总数掩盖。
夜色将落时，县署突然关闭东集市废棚旁的小路，试图把登记者驱散。理由是边军明日可能经过，需要清空道路。县民被迫把桌子搬到更远的旧晒场。晒场没有屋顶，风大，却属于几户县民共同使用，县差一时找不到封闭依据。
陈二娘把剩余没坏的菜分给登记者，按原进货价记作自愿处置，不算赔偿。吕旺和桥工搭起两块旧帆布。宗门义诊桌的一名外门医者也把风障挪近，却与登记桌保持距离。不同人不是因为突然认同营地，而是各自不愿让损失被一句“防疫必要”抹掉。
当晚第二次汇总时，县民推举了八名临时保管人，分别持有四类损失表的副本。每人只能保管，不得代表他人同意和解，也不得把姓名交给县署、商会或营地。任何补偿或规则修改，都需由对应号牌持有人确认。
周衡没有出现在推举名单里，营地代表也没有。这个安排使县署难以把登记说成周衡的新组织，也使营地不能把县民损失转成自己的政治筹码。
晒场上有人提出第二日去县署门前讨说法。有人担心会被抓，建议只派三人送表；还有人主张先要求开放墙外交接，不谈撤墙。争论没有统一答案，八名保管人只先写出三项最低请求：公布禁入依据与期限，允许墙外无接触交接，建立求医和死亡通知的紧急通道。
三项请求都针对县民自己受到的损害，没有要求营地交权，也没有替营地提出政治条件。
三项最低请求写成后，八名保管人没有立刻自称代表递交。他们先把每一项拆成可选择的授权格：同意公布依据与期限，同意墙外交接，同意建立求医和死亡通知紧急通道。号牌持有人可以勾一项、两项或三项，也可以写附带意见。半个时辰后，一百零九个有效号牌中，三项分别获得一百零三、九十八和一百零七份授权；没有任何一项被写成“全体县民一致”。
他们把授权数、反对数和保留意见一起抄在请求后。反对墙外交接的几人担心走私，要求查验物品；对公布期限持保留者担心县署尚无足够信息，主张先公布复核日。保管人没有删掉这些意见，而是把查验与复核日写成可执行补充。请求因此不是一份情绪宣言，而是损失持有人对最低规则的具体授权。
庞绎起初拒收，称县署不接受营地组织的文书。赵明序隔着人群回答：“这上面没有营地代表的名字，只有我们的号牌和你们拒绝过的事项。”属官若仍不收，八名保管人便准备把同样副本送县署门房、县城抄契点和三家愿意见证的商号。
庞绎最终让书吏接下，却只肯在外封写“收到民情一包”，不承认页数。县民按照下午官箱试验的办法，当众逐项念出：请求正文两页，授权统计四页，反对与保留意见三页，紧急红牌抄件一页。书吏若不写页数，他们就在自己的收讫记录上写明对方拒绝确认页数，并由十二名不相关县民见证。
书吏犹豫很久，终于补上十页。县署没有答应任何请求，但第一次留下了无法轻易否认的收件痕迹。八名保管人随即把抄本分送，不把唯一希望押在县署手里的那一包纸上。
陈二娘看着书吏抱走文书，说：“我昨日还觉得墙只是在圈你们。今日才知道，它拿我的菜、他的工钱、她父亲的药和那孩子的路一起当绳子。”
吕旺接道：“谁惹谁的官司，我还没全弄明白。可用我们的损失逼别人交东西，这不叫保护我们。”
这两句话被记在本人意见栏，没有升级为所有县民的统一判断。可更多号牌持有人在“墙是否直接损害本人”一栏勾了确认。经扣除待核与其他原因后，确认比例已超过三分之二。县民对营地仍有不同看法，对县署权力也未形成同一立场；他们至少共同确认，禁入措施正在把本应由决定者承担的成本转给普通家庭和小商户。
远处北河桥忽然传来整齐的马蹄声。守棚差役开始搬开商会草料车，县署工房连夜加固桥头木栅。有人看见一队边军在北岸停下，军旗卷着，弓囊却已解开。
县民还不知道边军带来什么命令。他们只把四类损失表收进油布，继续留在晒场。隔离墙没有让他们进入营地，却让他们第一次以自己的名义保存了墙造成的账。